三十幾年前的台灣，正是政治、社會劇烈變動的狂飆年代，台北市的若干餐廳在解嚴前扮演了階段性推波助瀾的角色。如果武昌街的「明星」屬於文學的，中山北路國賓後面的「紅玉」、新生南路的「紫藤廬」、和平東路一段的「攤」，以及靠近金山南路、仁愛路的「阿才的店」，則是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它們所散佈的魅力，同樣來自「人」的因素，以及「人」所營造的空間景觀與人文流動。
這幾家餐廳的顧客群皆包括媒體界、藝文界與政客，當然也包括一些純酒徒，彼此之間的空間環境與料理模式不同，經營風格互異。一九八一年周渝創立的「紫藤廬」像茶藝館，環境幽雅，客層與「明星」相似，以中產階級、文青為主；「紅玉」、「攤」與「阿才的店」，較有喝酒的氛圍，來這些餐廳常會與熟人不期而遇，也容易與久聞其名、無緣識荊的朋友因「酒」結緣。這類「憤青」或「奮青」聚集的餐廳都有共同特點：賣酒不賣咖啡與茶，老闆都很健談，顧客閒扯的話題，都能軋一角，而且常下海陪客人划拳喝酒。再者，夜晚比白天熱鬧，愈晚愈加喧鬧、精采。
一九七七年開始營業的「紅玉」，老闆是人稱老杜的杜信夫，「紅玉」開幕不久，許常惠老師帶我到此見習，而後便經常「陪」他來。它的樓下像一般海產店，有大圓桌，門口擺著水箱，悠游著隨時都會進入人腹的水族。二樓隔成三、四個房間，顧客脫鞋登上有長條餐桌的榻榻米床，大的房間約略是十二人座，卻往往擠上二十幾人。許老師都在一樓用餐，很少上二樓，因為「紅玉」之後，得趕「行程」至附近的國賓九洞天或神鳥園，不宜久留。
「紅玉」那時特別標榜「餐廳的享受，路邊攤的價格」，一瓶啤酒標價十九塊，其他菜餚則與一般餐廳相近。菜單中有一道魷魚螺肉蒜，是酒客必點的「酒家菜」，另外還有一道恐怖料理，是在活魚腹部割出血肉模糊的魚肉當沙西米，吃得差不多了，服務生再把整條魚搭配豆腐，煮成鮮魚湯。酒客挾這條魚肉沾哇沙米時，其他部位還在苟延殘喘，非常殘忍。那時動物保育意識尚未普及，酒肉朋友面對山珍海味，無所不吃，如果換成現代，有人膽敢吃這道菜，不被PO上網成為大新聞才怪。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我在國外待了幾年，回國後再去「紅玉」，感覺整個餐廳已大大走樣，樓上少有人煙，雖曾改設卡拉OK，生意並無起色，原來聘請的多位服務生已杳無一人，而由老杜夫妻自己當爐，慢慢地只剩樓下在營業，但也經常空蕩蕩的。老杜比以前更喜歡談黨外、台獨，並營造「紅玉」成為有故事性的黨外餐廳，據老杜說美國《華爾街日報》及日本《文藝春秋》都曾報導過「紅玉」與台灣反對運動的關連。以前在「紅玉」，偶爾會碰到政治人物，但最常遇見的還是媒體人、社運人士、作家，難道我去的時間，都與黨外運動健將錯開？ （相關報導： 《在那明亮的地方》選刊（4）：民主就是請客吃飯 ｜ 更多文章 ）
最不像餐廳的餐廳是「攤」，藝術家林鉅在一九八○年代後期開設的。我出國前沒有「攤」，回國後學生才帶我這家店，「攤」的一樓是中藥店，爬上旁邊窄窄的木樓梯到二樓，才是挑高樑柱置放著波浪型紗布的「攤」。「攤」有著濃濃的頹廢風，是藝術家藉酒放浪形骸的港邊碼頭。第一次與林鉅見面，他來認鄉親，說他爸爸在宜蘭市殺豬……。我印象中這個人經常醉眼惺忪，好像都沒有清醒過。他有一副沙啞而悅耳的好歌喉，經常唱洪一峰的〈放浪人生〉，滄桑感十足：「…啊，醉生夢死，青春枉然為你去…啊！浪子苦情，到底誰人會分明…」。因為林鉅的關係，藝術家、作家、社運人士、劇場工作者與酒徒在此聚集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