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毛澤東以他血腥而暴虐的一生驗證了此一規律：革命是殺人放火。 與革命截然相反，追求民主的道路，就是吃飯喝酒的道路─有台北「阿才的店」為證，誰說民主不能當飯吃呢？
我第一次去「阿才的店」，是在參觀完陳文成紀念室之後，由允晨出版的廖志峰總編輯做東的飯局。
同桌的有幾位台灣民主進程中的關鍵人物：黃文雄老先生─當年他在美國向蔣經國射出一顆子彈，轟動世界；作為最後一名台灣入境部門黑名單上的人，他回到台灣後，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部負責人的身分，繼續為人權奮鬥。還有林世煜先生｜當年他與鄭南榕、李敖、陳水扁一起辦黨外刊物，近年來致力於發掘和整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實錄，默默深耕，不以寂寞為苦。
這家小小的餐館，身處鬧市區，卻有草木蔥蘢的門庭，不像是要刻意吸引客人上門，倒像是只為等候故友光臨的尋常人家。
那天，我與兩位前輩暢快地交談，他們堪稱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活字典」。所以，我全然記不得那天究竟吃了些什麼菜。
一九九０年，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抱著創建「酒鬼共和國」的理想，一起集資開了這家店。以「阿才」命名，也許暗含「不才」的自謙。主人找來人稱「阿猴」的攝影家侯聰慧幫忙設計，到處搜集懷舊的材料和元素，花了兩百萬才重現五０年代台灣社會的淳樸與溫暖，那是南部鄉下小孩來到繁華的台北城後，一直尋覓不到的氣味。
灰白相間的磨石子地，鑲嵌著幾何圖形的花樣，二十幾年的油煙，將牆壁燻得更昏黃。入眼之處，有老式餐櫥、電風、簑衣、大同寶寶，還有掛在牆上的美援時期的麵粉袋、五十年代的電影海報、老照片，以及「隔牆有耳，小心匪諜就在身邊」、「公共場所，不談論國家大事」的警告。外牆木材立面上，一個刻著「才」字並圍繞三隻酒蟲的木質圓徽，是已故雕刻家蕭一的作品。二樓還有一處榻榻米區，客人喝到微醺狀態，可隨意躺下。
幾年以後，我再來台灣，對阿才的店記憶猶新，便約了政治學者葉浩、出版人鄭超睿與導演楊順清等友人來此吃飯。此時，仁愛路大興土木，門口的馬路被圈起來。
我是一個貪吃的人。這一次，跟朋友們交談之餘，留出一部分視覺、味覺和觸覺，欣賞這裡的菜品：油條蔭豉蚵使用新鮮飽滿的蚵仔，與彩椒、洋蔥、金針菇、青蒜拌炒，再勾芡收汁，淋在切成塊的油條上面，非常下飯；螺肉魷魚蒜是古早台式酒家菜，一般的餐館都不會做了，卻是這裡的保留節目；豬油拌飯是明星產品，鹹香適中，勾起不少人的兒時回憶；以牛筋、牛肚、牛腩費時燉燴的名菜「牛三寶」，像出自「媽媽的廚房」般讓人倍感親切。店是懷舊的店，菜更是懷舊的菜。
阿才的店開張之時，正是解嚴之後，本土意識蓬勃生長，各種政治勢力和集團利益彼此衝撞，社會政治情勢「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街頭運動風起雲湧，每次上街必然產生衝撞與創傷。即便最兇猛的野獸，也需要一處可以躲藏起來舔舔傷口的洞穴。在此種社會氛圍之下，這家店應運而生，成為社運人士排遣憤怒與焦慮的最佳去處。
自由永遠是一種在野而不在朝的稀有植物，劇場導演耿一偉指出，當時的台灣並不自由，「但在阿才的店，我們可以找到自由。」他在《追憶九十年代》一文中寫道：「在九０年代的混亂氣氛下，政治人物、革命分子、作家、藝術家、記者、大學生、學者、無業遊民、投機分子，通通交雜在一起。真實的情形往往是，白天台北街頭上演著激烈的抗議遊行，到了晚上，這些人又在阿才的店不期而遇。」
那個年代，阿才的店成為台北的「記者俱樂部」。林怡廷在題為〈烏托邦的鄉愁〉的報道文章中描述說：每天十點截完稿後，店裡的生意是另一波高潮，可以見到大記者如司馬文武、王健壯等人和同事把酒言歡的身影；店裡充斥著主流大報、電視台，所有大牌小牌資深菜鳥的編輯和記者，在這邊拼酒和交換情報。很多轟動一時的新聞稿，就是在一邊大碗喝酒，一邊大筆揮毫中脫穎而出的。
阿才的店是平民的店，不是富人的店，沒有包廂，沒有精美的器皿，菜品也都很家常，不會有昂貴的山珍海味。不過，窮人總有機會變成富人，政治犯亦有可能跳過龍門成為國家元首。不是每一個前政治犯都能像曼德拉那樣成為時代的典範，這個世界上，陳水扁比曼德拉多。常常享受國宴的人，會漸漸淡忘阿才的店裡那種煙熏火燎的味道。於是，反抗者居然變得跟他們當年反抗的對象如此相似。
台菜與川菜都是崛起於貧寒之中。我的朋友王怡注意到台菜與川菜之間頗有些淵源：它們都有江湖氣和草根氣，都遠離廟堂的精緻與考究。川菜和台菜常常選用在別的菜系棄而不用的內臟作為食材。內臟俗稱「下水」，阿才的店的這道「下水」，被食客戲稱為「常墮落」。王怡寫道：「下水，以往都是窮人的吃頭。早年的民進黨人，不富，所以吃下水。吃多了，就『常墮落』。這個悲劇，其實是全人類的。」
阿才的店首先是一家酒館，其次才是一家餐廳。活躍的評論人許知遠比我更喜歡這裡放蕩不羈的氣質。魯迅寫過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論文，若是談到台灣的民主運動，酒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催化劑。
不喝酒，也許就沒有反抗專制的勇氣。許知遠寫道：「我喜歡這家小店，它的裝修與名字都透著股台灣式的波西米亞。當年，台北的學生運動者與黨外人士出沒其中，在台啤與清酒的助興下大聲咒罵、密謀顛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來，帶著半是重溫往日激越，半是頹唐的意興─民主成功了，卻與他們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館成了另類的博物館，是了解台灣民主歷程的必經一站。」醞釀民主的公共空間，不一定非得是大學，有時候反倒是在充滿草根氣息的酒館或湯池裡。
今天，來阿才的店，老客人是為了懷舊，後來者則是為了朝聖。絡繹不絕的來者，除了昔日曾經叱吒風雲的黨外政治人物、記者、作家和律師，更有來自彼岸的中國的流亡者。在臉書上，我忽然看到一張王丹、吾爾開希、張伯笠和燕鵬在阿才的店裡的合影，不禁感慨萬千。
王丹從北京流亡到美國，然後又在台灣的大學裡找到了傳道授業的講臺；吾爾開希在台灣成家立業，新疆很難回去了，台灣就是第二故鄉；張伯笠在東北的森林裡當了兩年的「現代魯賓遜」，然後在美國成為華人教會的牧師，台灣曾經是他治療絕症的希望之地；而燕鵬從彼岸游水來台，一晃十年，剛剛獲得居留身分。這四個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他們在阿才的店相遇，成為極具象徵性的一幕。在這裡，即便不喝酒，傷痕累累的人們，也能獲得心靈的安慰。
如同「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主人還是當年的主人，老店永遠不缺新的面孔。油鹽醬醋的侵蝕，鍋碗瓢盆的打磨，使得很多當年心懷理想的人，身不由己地走上了回頭路，變得與阿才的店的平民氛圍格格不入。歲月讓黑髮變成了白髮，那麼，還有幾個人，內心深處的理想依然堅執、依然光亮？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時報出版）。全書選擇二十五處推動台灣民主的重要景點，也是作者首度嘗試將深度遊記、人物訪談、新聞報導與政治評論共冶於一爐的文體，這是作者個人台灣自由行的地圖，也是台灣人共同的民主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