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余秀華的詩，因為我也是農村長大的，因為也曾不管不顧，也曾痛徹心扉，也被世俗抓住頭髮在牆上磕。更重要的是，她的詩，放在中國女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殺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閨秀裡一樣醒目—別人都穿戴整齊、塗著脂粉、噴著香水，白紙黑字，聞不出一點汗味，唯獨她煙燻火燎、泥沙俱下，字與字之間，還有明顯的血污。」
（余秀華從微博爆紅，當她在北京朗誦自己的詩的時候，全場感動。）
「我跛出院子的時候，它跟著／我們走過菜園，走過田埂，向北，去外婆家／／我跌倒在田溝裡，它搖著尾巴／我伸手過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乾淨／／……／／我一聲不吭地吃飯／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塊丟給它／它搖著尾巴，快樂地叫著／／他揪著我的頭髮，把我往牆上磕的時候／小巫不停地搖著尾巴／對於一個不怕疼的人，他無能為力／／我們走到了外婆屋後／才想起，她已經死去多年／／」
這種面無表情的敘事，讓我立馬想到雷平陽的名作《殺狗的過程》，雖然不動聲色，但紙上已風雷暗湧。「我們走到了外婆屋後／才想起，她已經死去多年／／」結句看似閒筆，其實留的空間很大，這也是余詩高出一般敘事詩的地方—「我」已經沒有了魂，「我」連個傾訴的人都沒有了。
在人民大學的教室裡，余秀華搖搖晃晃地走上講台。她費了很大的勁才站穩，她口齒不清，她的手在顫抖，她的全身都在顫抖。當她讀到「他揪著我的頭髮，把我往牆上磕的時候／小巫不停地搖著尾巴／對於一個不怕疼的人，他無能為力」的時候，很多人落淚了。
反覆地告訴余秀華，其實她應該感謝詩歌。或者說，我應該感謝她。
不是謙詞。她這樣的作者，讓編輯有了成就感和幸福感。
我非常害怕，老了沒有值得回憶的事情，打發那些沒人理會被人嫌棄的日子。
編輯余秀華的詩歌，無疑是很多年之後，可以在槐樹下，向我的孫女反覆吹噓的記憶。
辦公室不能睡午覺，下午一點多，往往是最疲倦的時候。
余秀華的詩，像一劑強心針，讓我精神陡增。我先給她留紙條，說「我是《詩刊》編輯，看了你的詩歌，想認識你，請加我的QQ」。沒等她回覆，便在她的博客裡選起來，一直弄到六點半。選完了，填稿籤：「一個無法勞作的腦癱患者，／卻有著常人莫及的語言天才，／不管不顧的愛，刻骨銘心的痛，／讓她的文字像飽壯的穀粒一樣，充滿重量和力量，／讓人對上天和女人，肅然起敬。」心情好的時候，寫稿籤，我會像寫詩一樣，分行排列。因為抑制不住激動，等不及例行的報稿日期，第二天就交了二審，並破例地說了一句話，「這是我看到的七○後女詩人中寫得最好的之一」。二審三審很快就通過了。因為當期來不及組織名家評論，領導吩咐寫一篇編後記，於是有了那篇抒情的《詩歌，是人間的藥》。
（剛開始，她一個字一個字，吃力的刻下她的詩。網路）
她加了我的QQ。開始還裝模作樣地告訴她，稿子有可能過，有可能不能過。後來，實在忍不住了，便告訴她：「你準備好紅吧。」那時候，她的詩歌還沒發表出來，她當然不會相信，但我相信。因為我知道，這個詩壇最缺少什麼。這個時代，缺少什麼。而她正是補這個缺的人。當然，我所說的紅，只不過是詩歌圈裡都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根本沒想到她的影響力會超出詩歌圈之外。
雜誌出來後，同事彭敏又在《詩刊》博客上和《詩刊》微信平台推出，然後就是一波接一波的轉載潮。《詩刊》編輯部主任謝建平，覺得這樣一個寫詩者很不容易，於是策劃了以余秀華為主的五個底層寫作者的「日常生活，驚心動魄」朗誦會。其間，各個大媒體開始密集關注。
張學友主演的洪七，會為一籃子雞蛋殺人，還因此丟掉了一根手指。而張國榮演的歐陽鋒從來不會。所以歐陽鋒只是個殺手，而洪七成了大俠。俠客，拿起筆的時候，往往就是詩人。我也在底層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知道一個詩人有多麼不容易。殺人我不在行，但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說，在寒風中接站，比如說，送她們轉地鐵，比如說請她們吃早餐，比如說盡力推廣她們的詩歌。
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也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可是，進入上世紀九○年代以後，這個民族開始疏遠詩歌。這當然與我們唯經濟、唯物、唯錢、唯快、唯新的時代潮流有關。詩人本身，也難辭其咎。海子的自殺，顧城的殺人，以及各種光怪陸離的詩歌行為層出不窮，讓詩人成了陰暗變態的代名詞，更加上詩歌的晦澀難懂，變成了讓人難以接近甚至反感的文體。何況還有下半身、梨花體、烏青體，一次又一次對詩歌的戲謔和嘲弄，以至於詩人一再邊緣化，以至於，在聊天中，有人敢承認自己賭博自慰甚至嫖娼，也不敢承認自己寫詩了。
（後來她學會了電腦，一個鍵一個鍵敲下她的詩，輕鬆多了。但那時從她家到網吧得走上一個小時的路程）
經濟發展了，物質滿足了，但幸福還沒有到來。人們在反思中發現，這個時代最缺少的不是糧食、石油、住房和錢，而是真誠的詩意。於是，在這個曾經以詩立國的國度裡，人們開始往回找尋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能力。所以，余秀華走紅，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是漢語成熟的必然結果，是中國新詩自發地回歸傳統、回歸現實、回歸大眾後必然的結果，是詩歌本身的走紅。我覺得作為詩人和詩歌從業者，都應該感謝她，她讓詩歌以一種比較有尊嚴的方式，重回到國人的生活中。她的詩歌讀者，應該感謝她。
電話裡，她的聲音雖然很大，但咬字不準，於是改作QQ聊天。她說自己寫字非常吃力，電腦打字好一些。生活在農村，不能幹活，但能走路，只是吊著膀子，姿勢怪異，表情也不太自然，所以，一出門就能收穫同情的目光。她的內心，沒有高牆、銅鎖和狗，甚至連一道籬笆都沒有，你可以輕易地就走進去，然後，可以放心大膽聊她的腦癱，聊她的丈夫和孩子，聊她的愛情觀，聊她的被打。她的智商不僅不低，反而很高，她還是省象棋隊的隊員。
「我相信死亡是公平的，」她笑道，「我相信我是幸福的。」
她的強大、她的力量、她的決絕與她的詩歌《我養的狗，叫小巫》裡展現的完全一致。
在詩歌一線的工作過程中，我看到了太多不一樣的東西。
新世紀以來，新詩正在改良。詩人們開始先繼承傳統，再借鑑西方，而不是先繼承西方，再借鑑傳統。從《詩經》到楚辭，到唐詩，宋詞，元曲，所沉澱下來的傳統，成了當今中國新詩的魂，這種融入到每一個中國人血液裡的類似於基因的物質，也是最能觸動中國人的內心的東西。不僅如此，詩人們還貼著生活去寫，貼著大地去寫，貼著內心去寫。正因為如此，新漢語到今天，才算真正成熟。其標誌就是去除了裝腔作勢的宣傳成分，去除了佶屈聱牙的歐化成分，終於和我們老百姓日常的說話吻合了。現在我們的詩歌語言，和我們酒醉時說的、做愛說的，完全是同一體系的。而以前的詩歌則是那種在大會上、舞台上、課堂上、聚光燈下說的話語體系，需要你衣冠楚楚地說，聲若洪鐘地說，隔靴搔癢地說。換句話說，現在的詩歌語言，能像酒醉後的朋友或者床上的愛人的對白一樣，親切，自然，真誠。這是一種完全從作者的內心裡來，能到讀者內心裡去的正宗的漢語。這也是余秀華詩歌感人的根本原因。
另外，因為詩歌的邊緣化，也從另一方面提升了詩歌的質量，堅持下來寫的，為名為利的因素就少很多，藝術的成分就自然地增加了。我們尊重古人，繼承古人，但不要迷信古人。我在詩歌一線的工作中發現，除了余秀華之外，還有宛西衙內，藍喉，邱籽，吉葡樂，西望長安，王單單，張二棍，唐果，傅蟄，李志勇，黃沙子，八零（有詩為證，可參見我的博客，《劉年薦詩給朋友》系列）。這些人同樣不被人所知，讀讀他們的詩歌就知道，這些名字都應該熠熠生輝的。然而，他們只是冰山一角，遠遠不是當下最有成就的。人生不幸詩家幸，我認為，近十年，中國的新詩成就，已經達到甚至超越了唐或者宋的十年。其實，這也很正常。我們的紙筆在進步，我們的發表管道在進步，我們的語言和思想在解放，我們的寫作人口在成百倍地增加，另外，還有全世界經典作品的技巧和經驗供我們借鑑與運用，且這片大地上從未缺少過天才。
我們正處於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但沒有人去認真感知這一點。
（她紅了，卻認為大家對她的關注很「不正常」，她說：管他東西南北風，姑奶奶我就是要寫詩。）
幾乎每一個用靈魂寫詩的、用生命寫詩的人，都是一個勇士。
他們所得甚少，所捨甚多。他們必須與世俗，與潮流，與生活，與金錢和權力，與虛榮和墮落，甚至要與親人和朋友戰鬥。余秀華，也不例外。
可以想像得到，村民會怎樣嘲笑她，甚至可能會欺負她和她的父母（在我們家鄉，兒子少的家庭是沒有話語權的）。可以想像，可能經常會有不懂事的學齡兒童，學她走路的樣子，說話的樣子，她可能氣極了，想去追打，沒走幾步，別人已經躥出了幾丈，當她撿起泥塊的時候，別人已不見了蹤影，當她扔出去的時候，自己身形不穩又跌倒在路上。她要餵兔子。她的一首詩中，還寫到她的兔子跑出來了，被一個無賴殺死，提著耳朵揚長而去。她毫無辦法。她的小巫，要勇敢一些，撲上前去，但被那人一腳踢出了很遠。
她拿起了詩歌做武器，但不是報復，不是自戕自棄，而是向命運和生活對她的不公，表示了輕蔑，她用詩歌傳遞給讀者，她那我行我素的真誠以及對生命的信念。
我覺得這是這個時代稀缺的東西，也是讓我對她充滿敬意的原因。
在我們一再的堅持下，她和她的母親，坐了餐桌的主位。
（余秀華詩集《搖搖晃晃的人間》繁體版（右）由印刻文學出版）
＊作者為《詩刊》余秀華組詩的責任編輯。本文選自余秀華詩集《搖搖晃晃的人間》代後記（印刻文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