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運動即將屆滿週年，近日也出現非常多回顧這場運動的討論。清大社會所研究生魏揚因為參與佔領行政院行動遭到起訴，15日他出席318週年研討會時直指，318運動想要藉佔領議場想拿回人民的權力，但決策機制卻重新強化了議場中心決策的僵化想像，導致議場內外的資訊和權力落差，也造成了最後323佔領行政院的全面失控。
魏揚在發表時強調，因為318運動當時僵固在有侷限性的議場空間想像，所以導致一直出現「黑箱決策」這種對於權力不對等的批評。他分析，如果318運動「佔領議場」的行動，想要修正的缺失是「代議制度忽略了真正的權力是在人民手上，有人民的地方就應該是議場」，那麼318其實沒真正做到這一點，只是重新強化這空間的僵固想像。
魏揚進一步解釋，當議場的決策討論到媒體拍攝焦點，都以議場空間為中心點，同時也失去與外面民眾更廣大互動的彈性與靈活度，他自己在323之前於議場之外，能明顯感受到群眾的焦慮感已經要溢出，場外都不知道議場內要幹麻，再加上通訊問題，因此議場內外互動很少。所以當時有個玩笑「議場內缺氧太久，因此決策怪怪的」，說明了議場內外存在著認知落差，議場外的可能認為自己是來參加佔領，但後來發現自己只是來保護議場內的人或者聽演講而已。
對比318運動是個「高度中心化」的運動，08年發生的野草莓運動，當時「完全開放、無中心」的路線，事後被認為是有些問題的。魏揚說，權力中心仍有其他的變項，例如是否能出現「多中心」的運動？包括議場、中山南路、林森南路8巷都可以是個中心，決策可以在多中心的網狀上進行，各區都能平等溝通。魏揚也指出，當時「聯席會議」的進行方式雖看起來有各中心的代表，但實際上仍是由特定團體掌握決策。
魏揚以佔領行政院事件為例指出，323前夕有人主張要對佔領採取更積極行動，所有場內外的中心都應該有代表權來討論，但當時能做的事情只能「奪權」、「逼宮」。魏揚批評，若當時是「多中心」的權力結構，運動的開展、詮釋權應該盡可能讓各組織、群體參與其中，「那為什麼要採取奪權或逼宮的方式？」。魏揚指出，因為一開始對於議場空間的想像過於僵固，所以延伸導致對決策機制的設定過於僵固，也使得最後意見分歧時，只能以如此尖銳的方式解決。
之所以會有323佔領政院行動發生，是大家對「佔領」的認知出現極大差異，魏揚指出，當佔領的意義從「要奪下國會」，演變成要利用「我們被隔絕」創造危機感號召更多群眾，那麼運動就一定會出現323佔領行政院的問題，行政院事件象徵了群眾對於僵固的空間想像，試圖去找出破口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