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觀點：美中「寒戰」陰霾中的三道微光

「寒戰」下美中的激烈競爭：烈度、廣度、深度

「寒戰」（Chilly War）一詞起源於蘇聯領袖布里茲涅夫形容美國科技優勢對莫斯科的壓迫。近期又有人形容克里米亞兼併，再度開啟了俄國與西方的「寒戰」。筆者認為「寒戰」比「冷戰」更適合形容當前的中美關係，有三個原因。

第一、對抗烈度。拜登總統指明要與中國「激烈競爭」，其實當今美中對抗的烈度更甚於美蘇，零和對抗的情況，遠比兩國外交官表面訴求「仍有合作空間」更加嚴重。就像西方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芝大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言，美中比美蘇更接近「熱戰」（hot war），即爆發區域戰爭，甚至核戰。

第二、對抗廣度。雖然美中基礎實力逐漸接近，不過還不及當年蘇聯能和美國在武器上勢均力敵，但兩強激烈競爭不僅使全球所有區域紛紛捲入，還因為全球資訊化3.0（1.0是計算機化、2.0是網路化、3.0是社群媒體化），人類社會生活全領域都受美中對抗波及。

第三、對抗深度。美中寒戰一個更深層的文化與思想背景，就是西方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和制度價值被戰略化（strategized，指古典西方價值的哲學基礎在社群媒體時代被淘空）。川普時期國務院資深官員史金娜（Kiron Skinner）於2019年說，這次對抗是「西方文明第一次與非高加索文明的競爭」，美國應該採用冷戰之父肯楠（George Kennan）的圍堵，贏得「文明衝突」。所謂高加索（Caucasus）文明，其實是白人基督教文明的代名詞，用這個概念形容美中關係，等於是「肯楠—圍堵模式」與「杭廷頓—文明衝突模式」的結合。

人們熟知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預言「文明衝突」（clashing civilizations）將取代冷戰的「意識形態衝突」（資本主義對抗社會主義），而他認為「文明」的基礎即是「宗教」。如果美中對抗只是肯楠的「權力+意識形態」，烈度與深度不會超過美蘇冷戰。如果加上「宗教」就不可同日而語。更嚴重者，史金娜言論的背景是美國與西方社會內部因貧富差距、難民問題與疫苗懷疑論等因素，正經歷一個大分裂時期。 宗教保守主義正結合排外的民粹右派思潮，抗擊以「柯林頓—布萊爾—拜登」為系譜代表的「多元進步主義」。保守派對進步派的一大譴責，就是進步派過去「姑息」了中國。這不得不使進步派急於撇清，以保障選情；造成社會分裂的西方唯一的共識，就是「抗中」。 （相關報導： 趙春山觀點：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歷史意義 ｜ 更多文章 ）

避險者多

美中寒戰的和平出路看起來很有限，學界名人包括現實主義派的米爾斯海默、自由主義派的奈伊（Joseph Nye）等，對未來都不太樂觀。奈伊還警告兩國可能陷入「夢遊症」（Sleepwalking Syndrome）而發生大戰。不過結構陰霾之下，仍可略見少數微光，緩和戰爭的可能性，或延後戰爭爆發。這可提供各方行為者一些時間，盡量維持和平。微光中最直觀的，是各國普遍存在的「避險」（hedging）設想和行為。

雖然美中對抗廣度很大，美國特別希望在與中國經濟規模拉近之際，拉攏川普「退群」疏離的盟友。拜登作法也很有成效，在「四方架構」（QUAD）之上，又新建立了「美英澳同盟」（AUKUS）。他又以近80歲的全球政壇老將身份，親臨羅馬G20與格拉斯哥COP26戰場，昭告天下「美國回來」「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可擊敗中國「帶路」 （B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不僅澳洲、日本、英國紛紛以實際行動多次參加西太軍演，社會氣氛右轉的歐洲也從波海小國與歐盟議會開始，實際投入「抗中反華」行動。

但從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世衛等論壇的幾次表決來看，東協、非洲與南美並未向美歸隊。中國2021年疫苗捐贈將達20億劑，多數受惠者是這些國家，顯見微軟創辦人蓋茲（Bill Gates）倡議的全球疫苗與免疫聯盟（GAVI），在歐美陷入第三波疫情之際，成效仍未兌現。而原來是「印太戰略」（Indo-Pacific）中樞的「四方架構」，其實還是不夠嚴實。像是印度，還保留著上合組織、金磚集團、中印俄架構等渠道，一方面保持聯俄以維持中亞發言權，也迴避實際與中國對撞。

再如日本，雖然一直是中國「百年國恥」動員民族主義的泉源，但堅持美日同盟基礎之餘，政商各界仍保持對中的靈活性。比如岸田政府內閣中的某些安排，比如豐田氫燃料電池車（擁有單次充電航程1,300公里世界記錄）2,200輛支援北京冬奧獲得新華社高調報導，使本屆冬奧清潔能源車佔比達全球歷屆冬奧最高，中、日雙方留有餘地見微知著。可能也因為印、日實際接壤（鄰水）中國反而有所務實，美國才另組真正離岸（off-shore）的、有「高加索文明」保證的奧庫斯（AUKUS）同盟。但就算觸怒法國，改買美英核潛艇的澳洲，近來也頗多質疑莫理森（Scott Morrison）抗中的聲音。例如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近日便高調受訪，認為中國追求與經濟增長相應的國防規模有其合理性，不能等於將侵略澳洲。美澳同盟在美國遭攻擊時理應攜手出擊，但若是美國主動與他國開戰，澳方應慎重。部分遭到坎培拉廢除澳中合作的地方政府，也在繞道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可見澳洲也非鐵板一塊。 （相關報導： 趙春山觀點：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歷史意義 ｜ 更多文章 ）

氣候危機攪亂集團壁壘

美中寒戰陰霾中的另一道微光是當前全球治理危機的結構，並不契合大國政治的傳統斷層線。傳統大國政治的運作是緊貼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進行的，主權國家的鬥爭因此更容易呈現零和狀態。但全球化時代使眾多超國家議題浮現，且顯然無法僅依靠「國家政府」的競爭解決，90年代末興起的恐怖主義問題與氣候暖化危機，是最明顯的案例。很自然，主要大國仍企圖用炸彈、無人機、統一戰線等方略操縱超國家問題，無法控制就訴諸像是「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等論述，或組件「甲烷組合」等以卸責他國。但從歷次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會議的搏奕可知，這種傳統操作已面臨很大的限制，因為這類議題利害關係錯綜複雜，往往與傳統的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的陣線不吻合。

氣候問題攪亂寒戰壁壘有三個明白的例子。第一是川普退出歐巴馬加入的巴黎協定，斷言氣候論述是假議題，使美國在西歐的國家形象一落千丈，到拜登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稍有挽回。但民主黨政府是否能使大額清潔能源相關預算與政策在眾院過關，未必能全然樂觀。第二是印度在COP26中堅持不應突出「滅碳」（phase out）的立場，主張石化能源只能「遞減」（phase down）。這使美國原本打算瞄準的最大碳排國，也是少數缺席峰會的大國—中國躲過「氣候統一戰線」的轟擊。美方於是另循春天即開啟的「克里渠道」（John Kerry前國務卿作為氣候特使兩次訪華），在COP26最後一刻締結「聯合宣言」，勉強顯示拜登所稱的「該合作處合作」。

最後是最近法國總統馬克宏一改當選時「減核」的承諾，主張重啟核電，因為他以為核能「低碳能源」，又可保衛「能源主權」，避免像德國因反核要依賴俄國天然氣。法國立場在「綠能」與「潔能」之間造成新分野，還可能出擊第三世界國家搶市，證明「氣候統一戰線」恐無法服務「肯楠—杭廷頓模式」的寒戰。

中國模式與世界民主的不確定

美中寒戰陰霾中的另一道微光是西方自由國際秩序衰退之際，強權理念領域激烈競爭中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西方集團近年已經從社會分化的危機中逐漸認識到「西方性缺位」（Westlessness，指西方古典價值被淘空）的問題，如果能揚棄「華盛頓共識」中不合時宜的部分，或許有助於修補進步派與保守派的對立，重建自信在「競爭性共存」中贏得與「中國模式」的競爭。

另一方面，北京固然在抗擊Covid-19中掙得了可觀的自信，但近日華北擴散中的疫情與大連用家戶貼封條等粗放辦法「鐵桶式」圍堵，從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模式」的治理仍相當粗陋。 由於西方從人權、民主等價值領域批判中共的火力仍非常強，北京亟欲用更細緻的社科理論主張爭奪「話語權」。 「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新歷史決議裡推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即是「中國特色民主」出擊西方的信號。此說指出20世紀西方民主化經驗最後將反專制的人民主權窄化為「選舉程序民主」，確實有淪為富裕階層主宰的嚴重弊端。但因此轉向以善治績效（Meritocracy）合法化單一政黨超脫階級、保持自主性的專政正當性，甚至證成「民主集中」保留了「協商」，革新了傳統王朝的「大一統」，未免只是論述自洽。

筆者認為，西方古典民主模式到了資訊化3.0的時代，已面臨西方性淘空的危機。「中國模式」也正面臨經濟基礎變革（共同富裕問題）與理論自洽的嚴峻考驗。如果兩方能意識到「轉移焦點」無法挽救治理與正當性危機，唯有靠「競爭性共存」爭取時間，「寒戰」還有機會不直接掉進熱戰中。 （相關報導： 趙春山觀點：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歷史意義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