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維‧林文源觀點：由學習歷程檔案事件反思政府數位轉型的盲點

日前傳出教育部委託暨南大學團隊建置的「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公版模組，因工程師一時失誤導致2.5萬筆資料遺失，引起社會關注。近日報載教育部提出正式檢討，認為暨南大學團隊的管理效能不足，將不再續約。評估後也提出應爭取設立資訊（安）專責單位，投入更龐大的資源做好系統面之維運、資安之強化，並建立複核機制等。

資訊服務採購的結構性問題

雖然此事只是個案，卻凸顯出政府近年在倡議數位轉型、智慧政府或AI發展等政策背後，政府單位與應用生態的嚴重斷裂。事實上，不同於市場化已經很成熟且可有取代性的硬體設備採購，此種高度複雜化的資料治理，其產品往往需要高度客製化與長時間調教才能發揮理想功能，好與其他單位或終端使用者銜接，也因此墊高整體開發與維護的成本。而且近年資訊人才需求孔急，業界即使提供數倍於同等年資的公務員薪水都不一定找得到人才，若無其他誘因配套，又如何能為政府好好開發符合需求的系統？

事實上，這類軟體產業在自由市場更容易出現贏者全拿的情形（這可由全世界的電腦、瀏覽器或手機操作系統只有兩三家公司獨佔即可看出），使得國內真有能力承攬的廠商已經相當稀少（市場太小），政府往往也不太確定能作到甚麼樣的標準才算是合理的期待，反而常受到民意影響而改變規格，所以很難用一般市場競爭的角度來開標議價。在這樣特別的產業生態下，政府單位又常因為經費的局限、核銷管理流程的繁雜、以及對資訊安全的要求日漸增加，更難找到廠商願意來投標這類數位服務計畫。

學界熱心協助卻易生其他問題

由於以上結構性的問題，部分有擔當的單位主管若仍想有所作為，就可能透過管道邀請對公共服務有熱情的學者組成團隊，以承包計畫研究案的形式來協助此類系統開發。此次的暨大團隊於十多年前就默默參與教育部許多教育行政相關的資訊系統建置，為推動十二年國教建立了重要的資訊基礎，即為值得正面肯定的例子。但是學校單位本是個教學與研究環境，單靠每年浮動的計畫來長期維護重要的公共系統本身就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若沒出事也就算了，只要有問題就容易被指責為不夠專業。但是政府單位與承包學校其實更像是個合作夥伴而非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關係，畢竟即使資工專業領域的科系仍是在培育人才，需要容許學生或技術人員有錯誤的可能。倘若真要在商言商，用完全專業的技術規格來要求，就會回到前文的結構性問題，無法用政府極有限的計畫經費與薪資結構來支持，結果反而甚麼事都無法進行。 （相關報導： 防疫政策緩慢、疫苗接種率低、醫療體系落後　東歐國家疫情嚴峻，政府卻只在意選舉 ｜ 更多文章 ）

事實上，當前許多由中央政策推動的創新專案，如各種AI相關計畫，也有類似跡象。政府部門往往期待投入經費由學界開發技術，讓成果自然擴散到產業或社會民生。但常見的狀況是論文發表或計畫結束後，成果不易落地實踐，而公部門也無力考核，只能改發包其他的計畫另起爐灶，前後銜接不足。而本次事件後，教育部表示將自設資訊單位的作法也值得斟酌，因為若各部會比照處理，政府組織將更趨膨脹。而專業人才進入公務體系後是否能長期跟進業界最新的技術，也是相當值得懷疑，恐怕反造成國家人力資源的錯誤投資。

資訊服務的採購宜有特別的規範方式

因此，筆者認為至少應該在兩方面開始盤點與調整現有的作法。首先政府主管機關也應藉此機會更針對數位或軟體服務性質的產品採購流程與管理辦法有更切實的評估。目前的《政府採購法》只有區分工程、財務與勞務三項類型的採購，資訊服務屬於「勞務性質」，與其他如專業、技術、研究、維修、訓練、勞力等並列。這與把外籍學者在台任教等同於外籍勞工聘僱是一樣荒謬。

舉例來說，政府資料治理的服務不只是買工程師的時間到府教課或維修，而往往是要建置出整套連素人都可以方便使用或查詢的系統，涉及到使用者體驗與各種技術規格的相容性問題。由於政府資料來源與規格的特殊性(例如高中學習歷程)，這樣的系統幾乎也不可能用在其他的單位，因此廠商無法使用標準化的規格大量販賣而壓低成本。而此類系統一但開始使用往往影響深遠，也需要持續好多年的維護才可能調整合宜，又很難更換廠商來進行維護，容易造成寡占事業。

因此這樣的採購有其非常特殊的性質，無一不牽涉到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單位協調與數位監管能力，更涉及法規上的採購方式、技術移轉、資料安全、服務外包等機制。目前看來幾乎只有《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這種形式上的流程規範，卻少有具體的作法鼓勵或提供整體性的配套措施。這使得政府在推動數位轉型、智慧服務或服務AI化時容易淪為一種好大喜功的表面工程，即便結案也難以真正在實務現場發揮應有的功能。

調整與學業業界的合作模式

其次，由於政府單位資料的獨特性與重要性，有些具有實驗性或開創性的做法也的確需要以計畫的形式邀請相關領域(如法律、社會、教育、財務等等)專家學者一起跨領域合作，才能奠定前期重要的基礎工程，畢竟這樣的工作也不會有業者願意甘冒營運風險來嘗試（政府往往也給不出足夠大的誘因或資源）。

只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政府單位不能只以資源提供者的角度來管理或要求，彷彿承攬該計畫的學者是來競爭資源的廠商，本該負擔所有的責任。而是應該轉換角色，更需要從資料提供者與終端使用者的合作角度一起參與研發，從計畫發展時就能注意到如何將成果轉為未來實務應用的基礎，並承擔起後來也可能會失敗或對應的責任。這部分的法令規範應該要更為鬆綁，讓政府與學界可以放膽嘗試合理的實驗性作法，而非被民意代表誤導，當成圖利特定廠商而破壞彼此難得的信任關係。畢竟學者本職原是教育和研究，承接這種非研究類型的案子對其個人的幫助很少。這樣的關係不是不能合理監督，但應該不同於一般政府採購或計畫委託的方式。

但當這樣的計畫若確定可以實際應用，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就必須及早擴散，甚至透過公共化而轉移給公部門或其他學界使用，並且推動新創企業來進入產業生態圈，讓這些成果可以創造出更大的經濟或社會效益，間接回饋於政府相關部門與投入的學界，創造多贏的局面。事實上，這部分的產官學研合作，在製造業領域已有不錯的模式在進行中，但是針對軟體資訊領域似乎還有待更多好的成果與相關規範。畢竟資訊工程的產品不是可以見到的實體，可能改幾行程式就可以降低數倍的計算資源，找一個小bug就要花費數天的時間，一個高手寫的程式可能百倍於普通工程師的心血，而技術竊取與資安漏洞當然也就更難被發覺。這些都使得學界技術團隊所投入的時間與其專業成本難以用一般經驗作估計，所需要的規範方式當然值得更多細心的規劃才行。

結語

筆者樂見與支持政府推動數位轉型與相關的智慧服務，也認為這是未來不可逆的發展方向，需要更積極的推動。但是政府現有的法令規章幾乎是百廢待舉，因而讓我們的軟體發展難以像其他實體小國但新創大國(如瑞士、以色列、新加坡等)帶出更大的影響力，只剩口號政策與盲目投資。現階段該是盤點如何鬆綁目前以防弊為思維的法令規範，更有效的鼓勵學術界與產業界能參與政府轉型，順利開發合適的資訊處理系統並有長期的維護升級，讓各單位的資料可以方便的銜接、移轉或查詢，帶來真正數位化的資料治理，提升政府服務的效率與品質。這才是本次學習歷程檔案事件對我們社會最好的提醒。 （相關報導： 防疫政策緩慢、疫苗接種率低、醫療體系落後　東歐國家疫情嚴峻，政府卻只在意選舉 ｜ 更多文章 ）

＊作者王道維為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作者林文源為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