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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副總統於6月19日接受挪威國家廣播公司專訪，提及政府「捍衛憲法」之職責，及「臺灣始終主張維持現狀」。此言在賴總統五二○就職週年演說被詮釋為較以往溫和，以及美中日內瓦、倫敦關稅談判後川普總統考慮出兵協助以色列進攻伊朗前夕，時機與內容都受到各界廣泛重視。蕭副總統受訪、彰顯細膩當前國際情勢極不穩定，以巴、以伊、俄烏戰火持續增溫，川普政府在「馬斯克震盪」與各州「無......

媒體報導，執政黨於4月9日舉行中常會，援例邀請知名學者提出專題報告。之後執政黨發言人轉述主席談話，表示他跟應邀主講學人的想法「比較接近」，「投資『脫中入北』這個過程是很正面的」。筆者聞知一則以喜，三則以憂，願有司決策時三思。

在臺灣的言論市場，甚至學術研究成果裡，「地緣政治」與「國際秩序」都是長期被忽略的冷門議題。地緣政治好像早就被全球市場的藍海抹平，國際秩序早就在蘇聯瓦解的那一刻定於一尊。就算次貸風暴與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國外開始熱議舊秩序可能終結、地緣政治現象四處蔓延，臺灣也要到美中貿易戰乃至新冠疫情後，一系列「輕鬆讀」、「圖解」等等的地緣政治書刊才熱賣；而關於國際秩序的討論則雖然上升，但幾乎還是停留在福山(FrancisFukuyama)90年代的「終結論」甚至蔣中正時代的「必勝論」，對福山後來的諸多反思則罕有討論。

川普再臨且橫掃美國政壇，看似自由國際秩序與全球化時代的黑天鵝，實際上是歷史的必然。從經濟與民生上看，進步自由主義推動的全球化與金融資本主義同時擴張，美國兩黨建制派與科技、金融巨頭獲利極大，普羅大眾的生活卻每況愈下。進步派企圖用「認同政治」與「文化戰爭」主導風向，卻不敵高唱「鄉下人的悲歌」的「地產大亨」。

「國際社會」與「全球各國」、「世界各國」是國內與英文媒體常見但濫用的主詞，甚至有些嚴謹研究的作者，也用它們指「世上不確定的多數國家或民眾」，例子從網上司空見慣。比如多年前有報導稱澳洲拒絕收容尋求庇護的難民，引起「國際社會」撻伐。實際上，比較有根據的是當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近60國對此譴責，但這與「國際社會」還有大段距離。近期有國內媒體稱「世界各國」正在慶祝萬聖節，唯獨中共民警在上海取締奇裝異服；似乎跟「中國支持俄國侵烏在『國際社會』遭到空前孤立」的論述如出一轍。其實認真看一下各國的國情和宗教情況可知，這樣的新聞寫作廉價而偏頗。

「絕對國防圈」(AbsoluteLineofDefense)是日本帝國二戰中期，中途島海戰遭遇重大挫敗後，內閣研議制訂的關鍵防禦區。儘管此前日本帝國侵略擴張獲得東亞大陸、東南亞與西太平洋的廣袤區域，但此刻從資源與軍力來看，不僅擴張已至極限，且盟國在海上已轉守為攻。為維護本土的資源獲取、軍工生產、支援作戰與政權生存，日方認為由千島群島、馬紹爾群島、所羅門群島（包括瓜達康納爾島）、新幾內亞、（荷屬）印尼、馬來半島、緬甸到中國東南沿海、華中華北地區、滿州國至庫頁島所連成的海洋與陸地區域，是勢在必守的防線。

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在與拜登辯論時聲稱，拜登正在把美國拖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理由是習近平、普京、金正恩等都不「尊敬」拜登。歐洲少數親中親俄的首腦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吉(AleksandarVucic)近日還聲稱這種大戰快則數月內可能爆發，因為大國領袖已罕言和平而皆在備戰。的確，早已有如奈伊(JosephNye)等許多知名的西方學者和美國戰略界人士警告，美中正如一戰前夕那樣滑向戰爭。以看好「中國模式」著稱、從新加坡轉至香港的知名學者鄭永年也認為各國的社會極化，將助長世界大戰的趨勢。華府還有論者主張因為衝突不可避免，美國應帶領盟國，為爭取「無可取代的勝利」進行準備。

中華民國正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蕭美琴就職前夕，包括美國財長葉倫、亞太助卿康達(DanielKritenbrink)、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等美、中多位高官紛紛互訪，新任大陸防長董軍也首度與美方的奧司汀防長視訊通話。一個月內的頻密互動過程，還穿插了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LauraRosenberger)訪臺、馬英九前總統訪陸實現馬習二會等重要環節。

多年來，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SecurityConference，簡稱慕安會）向來以相對中立、參與廣泛，與抽象又不乏洞見的大會主題著稱。比如2017年川普上任後，大會主題是「後真相、後西方、後秩序」(Post-Truth,Post-West,Post-Order)；2018年會議籠罩在美俄不信任的高峰，主題是「深淵邊緣或懸崖勒馬？」(TotheBrinkandBack?)2019年美中貿易戰火熱，國際秩序似乎瀕臨粉碎，大會主題變成「誰來收拾殘局？」(WhowillPickupthePieces?)2020年新冠疫情剛爆發，各國更是一片紛亂，西方集團也焦頭爛額，主題變成一個新造字：「西方性缺位」(Westlessness)。

國際海事保險與風險評級機構勞合社(Lloyd’sofLondon)與聯合戰爭委員會(JWC,JointWarCommittee)在12月18日發布的「戰爭、海盜、恐怖主義海域風險清單」，增列了蓋亞那與紅海海域為高風險區(listedareas)。在此之前，支持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瑪斯）的「葉門青年運動」（又稱胡賽武裝、HouthiMovement）已經對航行於紅海區域十餘艘各國商船，實施無人機與飛彈攻擊，理由是要打擊來往以色列的船隻。美國防長奧斯汀(LloydAustin)為此宣布了「繁榮衛士行動」(OperationProsperityGuardian)，邀請包括英國在內的20國，參加紅海護航，建立安全走廊。

包括權力移轉論(powertransition)在內的當代主流現實主義分析，一般都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激烈競爭的大國中佔據優勢，尤其是擔任霸主一方的大國，會偏好維持現狀的守勢戰略；而崛起一方的第二號大國，勢必是採取攻勢的挑戰者。也算分享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理論，雖然動力邏輯不同，同樣認為自由主義霸主(liberalhegemon)通常居於「被邀請的帝國」(empirebyinvitation)地位，而且它的主要追隨者因為多半也是自由民主國家，所以挑戰現狀的敵人通常是威權主義的擴張者。

四月初訪華後再次強調法國與歐洲應該發揚「戰略自主」(strategicautonomy)的法國總統馬克洪，遭到部分美歐輿論與政治人物的批評。理由不外乎兩者：其一是當前俄、中威權擴張聲勢甚大，不僅是巴黎，整個歐盟都已不再享有從戴高樂以來、密特朗、席哈克、施羅德、梅克爾等一系列法德政治人物鼓吹與操作歐洲作為一股獨立戰略力量的空間。這個理由的基礎是認為歐洲實力不足，戰略自主並不務實。其二則是民主抗衡威權乃是正義之舉，支持自由民主陣營就是自主，反之則不是投機就是被收買。

一個來自中國大陸境內目前尚未確知啟航點的高空氣球，施放單位與共軍關係也尚未公開（有媒體稱美方已確認是共軍相關企業，將制裁涉嫌施放的機構），漂移了超過8天與15,000公里，到北美東岸大西洋才被美軍擊落。經過多日報導，各界才逐漸知道高空氣球種類與功能繁多，即便學術與商業蒐集氣象和大氣資訊，也具有軍事價值。（臺灣過去也曾向大陸施放「心戰氣球」。）過去就有國外學生版試驗氣球飛行超過10,000公里的紀錄，大國機構的氣球有的甚至能繞行地球一圈以上。只是此次中方的氣球在1月28日就已經被發現飄入阿留申群島，為何可以放任其「流浪」到2月4日，才由美國空軍實況轉播飛彈擊落？許多令人懷疑之處，或許永遠沒有完整解答，而這在國際政治上，是很正常的。

美國參議院剛剛通過了軍事預算高達8580億美元的2023年國防授權法，可望繼續保持國防支出多於全球第二至第十國總和的紀錄，也體現了其維持冷戰後全球霸權的決心。

《大幻象：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現實》（以下簡稱《大幻象》）是一本國際關係學最新的殿堂級教科書。作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以古今史證為本，直白、簡明、尖銳地回顧了推動了近代國際關係前進的三大主要思潮──現實主義、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最終又強而有力地回歸他寫於二〇〇一年定鼎學科大家的經典之作──《大國政治的悲劇》（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realism）核心主張。不遭人議非英才，筆者用國關的術語說，這兩本書已確立米氏在學科系譜上成為「一極」的宗師地位。

一般的認知是人與人之間相處要講求信用，信用對維護政府與民眾的關係也很重要，所以說「民無信不立」。國際政治則是唯利是圖、爾虞我詐，即便指天為誓、條約為證，都可以撕毀。而且不分國體抑或民主與否，自古至今，毀約背信屢見不鮮。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信任稀薄，和平只能靠「權力平衡」—權力之間的制衡維繫。又或者，如果國際間存在霸權國，沒辦法靠制衡維護和平，那就只能仰賴「良善霸權」提供「公共財」。霸權提供公共財，不純是因為有烏托邦的善念，或是黑白通吃的警察拿得最多，而在霸權以實力說話，建立的規則基礎下，霸主每天的相對收益，都比其他競爭者多得多。

在2022年8月共軍圍臺軍演後，全球列強與東亞各國已更加認真地評估臺海爆發戰爭可能的時間點與場景、規模。或許因為選前不希望「擾民」造成執政失能的印象，也可能是為了隱蔽或保留實力，臺北雖提升了防禦的措施與頻率，但社會面的準備尚止於口誅筆伐，市場與民生幾乎波瀾不驚。

始自胡錦濤第二任期末、歐巴馬第一任期中的「中美互為首要對手的長期競爭」，經過習近平「奮發有為」、「敢於鬥爭」的「一帶一路」與川普「美國第一」和「印太」戰略的較量，華府與北京逐漸硬化成為結構性的對抗。「川普主義」加上新冠疫情，更使國際競鬥與大國內部社會分裂和經濟動盪的跨層次連動關係更加深化且完全攤開。

從川普就任美國總統時起，許多西方國際政治學名家便對美國主導的戰後「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的前景表示悲觀。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與俄烏軍事衝突爆發，國際秩序加速下墜的預期更甚囂塵上。不過隨著俄國侵烏的攻勢陷入膠著，北約、歐盟與G7等西方集團迅速響應拜登總統極限制裁俄國、積極圍堵中國佈署的訴求，印太地區也隨著日本岸田新政府和韓國大選勝出的保守派候選人尹錫悅同時向「四方集團」（QUAD）聚攏，一時之間「自由國際秩序」似乎大受振作，連原本也對西方集團近年表現略感失望的歷史樂觀派大師福山（FrancisFukuyama）也振奮起來。

廣義的烏克蘭問題不僅始自2014年「廣場革命」推翻親俄總統亞努柯維琪與之後俄國兼併克里米亞，而可上溯至蘇聯時期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1954年將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列寧共產革命後，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二戰時配合德軍反蘇的「德意志帝國烏克蘭專員區」（ReichskommissariatUkraine）、俄共推翻沙皇時短暫從俄國獨立而後再被兼併的「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分屬奧匈帝國與沙俄的19世紀末、分屬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公國、蒙古金帳汗國的中古後期，甚至比俄羅斯帝國歷史更早的三俄（烏克蘭、俄羅斯、白俄羅斯，同屬「東斯拉夫語系」）母體「基輔羅斯」（KyivanRus'）。由此我們可以瞭解，為何普京總統說烏克蘭是「歷史、文化、精神空間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戰友、親人、前同事」。臺媒藉此操作稱普京這就是講「烏克蘭是俄羅斯一部份」實是惡意曲解，因為普京也明白說烏克蘭「是一個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