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觀點：美攻中守下的高成本國際動態均衡

包括權力移轉論(power transition)在內的當代主流現實主義分析，一般都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激烈競爭的大國中佔據優勢，尤其是擔任霸主一方的大國，會偏好維持現狀的守勢戰略；而崛起一方的第二號大國，勢必是採取攻勢的挑戰者。也算分享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理論，雖然動力邏輯不同，同樣認為自由主義霸主(liberal hegemon)通常居於「被邀請的帝國」(empire by invitation)地位，而且它的主要追隨者因為多半也是自由民主國家，所以挑戰現狀的敵人通常是威權主義的擴張者。

現代霸主從來不會固執守勢

這種有利於向一般大眾宣傳的觀點，忽略了實力居於優勢的霸主有可能從「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思考，認為蒙受損失更令人恐懼和討厭(loss aversion)。如果現狀霸主本身又有像是「天賦使命」(Manifest Destiny)的固執以及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的想法，就更不可能接受學術推論成立，實際上不可接受的「霸權之後」(after hegemony)安排：留下制度、功成身退。如果制度與秩序變得不利創建者，身為霸主也可能選擇毀棄與退群。20世紀英國和平接受美國接手霸主，邱吉爾並不是沒有抵抗過，只是最後力不如人，才退居大西方的心靈導師。

即便不考慮「使命」，從地緣空間角度出發，霸主也希望鞏固自身所處區域的主導地位，防範對手區域出現單一主導者，這也算是一種「居安思危」。尤其是國內政治勢力對重大議題南轅北轍時，對敵手的擔憂自會更加活躍。所以自由霸權並非總是坐等「珍珠港情境」水到渠成，也可以先用制裁向對手廣域包圍、極限施壓。若挑戰者因體質缺失競爭不過而自退，固然可一再「贏得冷戰」。如果挑戰者在地緣、經濟、政治競賽挑戰失去耐心，提前掉入「注定一戰」的陷阱，則不僅要承擔「開第一槍」的批判，且可能因人單力孤而敗戰。

藉由上面的討論來看疫情後美中近期的激烈競爭，或可在「對話」與「對抗」氛雜並存的亂局中，將大國攻守形勢看得更清楚。從胡錦濤第二任期後期經濟規模接連超車英、德、日並於奧運、世博盛會之後，在南海劃界與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中強勢作為，早已惹起歐巴馬政府以「東亞軸心」(pivot to Asia)與安倍「自由繁榮之弧」、「印太」等對抗性回應。然後是習近平推出「一帶一路」並更積極投身主場外交，確認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到這裡可以說是美中互有攻守，但崛起的北京「更加奮發有為」，較引人側目。緊接著是川普訪問北京祝賀習連任後，迅速推出貿易戰，直到疫情前他打擊面過大，無視盟友，迫使包括日韓法德與東協，都採取不同程度避險策略，美國領導形象也大受損傷。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美中競爭的結局是什麼？ ｜ 更多文章 ）

疫情時代美中攻守異位

但疫情爆發後，北京猛烈回擊選情危殆、言詞脫軌的川普、龐佩歐，甚至西歐多國也被中方外交和宣傳砲火波及。疫後損失慘重的西方國家在拜登回歸多邊主義後，不僅在安全、科技、貿易等方面逐漸疏遠「中國風險」，甚至社會、文教領域也出現與中國脫鉤的明顯跡象。

反之，中方因而也更重視以內循環為主的「自立更生」，力圖撐過「去全球化即去中國化」的百年變局。美國走出川普的盲目攻勢，不僅要爭取經濟軟著陸，且希望拉回盟友轉守為攻。中國較晚解封，「二十大」後也極力在經濟與外交上雙突破，主動參加或主辦包括APEC與上合、金磚、帶路等多個重要多邊大會，也邀到法德、紐澳、蒙菲越星等國總理總統來訪。

但中國大陸外交主動未能將效益延伸至經貿領域，也未能扭轉西方民間在疫情時期對北京激情爭辯的反感，形成美方落實安全圍堵、經貿施壓、科技斷鏈、文教脫鉤的有利國際氛圍。俄烏戰爭則進一步成為西方警示臺海危機的模版。中方雖勸和促談，也斷難拋棄俄國。或許只能退求俄烏僵局，使美歐需長期分兵守備東歐。

華府精準截堵，擾動北京多重挑戰

美中攻守異位，美方得分之道不僅是揚棄了川普單邊冒進攻勢，更重要的是藉助偶發重大事件—疫情，令西方集團重新整隊，但也不簡單粗暴地複製對蘇聯的圍堵。因為在後全球化的時代，把「去風險」一步到位搞成軍事圍堵，不僅西方盟國多所保留，大陸周邊國家更難以支持。但從科技、產業、供應練到文教、社會領域精準截堵包圍的組合拳，已經使受疫情衝擊的大陸經濟更備受挑戰。

資料顯示，疫情前大陸是全球130個以上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長期是最大外資流入國。2023年起，許多國家因為美國發起的供應鏈重整，不僅接收了大量從中國大陸流出的訂單與資金，也陸續使中國讓出多國最大貿易夥伴的位置，正在逆轉19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開放」與各國全球化的雙贏趨勢。這又造成中國進出口貿易續降，經濟增速放緩，間接助長了一般民眾的就業壓力與消費不振、市場主體信心流失的危機，使原本已經處在動盪中的地產與債務風險，疊層加重。「六保」與「六穩」（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保能源、保產業鏈、保基層運轉；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已是「二十大」開局後，艱鉅的重中之重。北京除了宣導三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安全倡議、文明倡議，皆訴求以聯合國為中心），當下難以像疫情前那樣，對國際社會具體發力。

美攻中守：高成本動態均衡

不過美攻中守的態勢下，美國希望達到的是以精確、縝密的施壓阻斷中國長期以來各方面的上升趨勢，但非到必要或絕對有利時，不引起核大國直接交戰。美國處理克里米亞危機以來的對歐洲與對俄方略，已是明確的示範，且獲致相當的成效—嚴重削弱俄國作為大國的綜合實力。反之，北京面對後疫情帶來的百年未有風高浪急之局面，非到政權面臨危機或「前景」絕望之際，必不放棄維護「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的相對和平的外部條件。

人們由是可以窺知美中後疫情時期新的動態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的雙重特徵：一、爭取盡量在不穿破和平底線的前提下，以施壓包圍vs.抗壓突圍完勝(outcompete)對手。二、為可能的軍事攤牌—包括代理人戰爭，爭取有利條件與準備時間。中小國家面對這種比冷戰與後冷戰—霸主主導時期更不穩定、易燃性與失誤成本更高的戰略時刻，國家生存利益的核心指導原則應該有三項：一、做好面臨經濟與安全風險的準備；二、對突發的危機以冷靜與耐心應對；三、避免成為動態均衡的破壞者或犧牲品。如上，或勉強可以趨吉避凶。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美中競爭的結局是什麼？ ｜ 更多文章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