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百年恩怨》平路憶述外省家族悲劇：大伯遭共產黨槍決、二伯卻上了國民黨的絞刑台

「譬如我當年在香港工作時期，我也認得張作霖的後代……這不是個人之間的恩怨，也沒有絶對的對錯，而是那時代本來就是很混亂的時代，確實是有左派右派以及國共之間無所不在的鬥爭，因為歷史總是這樣的吊詭或荒謬，但我想唯一連貫下來的、持續下來的，是其中對每個渺小的個人身上的印記。每個人身上的創傷都有一樣的意義，」這是台灣知名作家平路向BBC中文訴說的故事。

平路（本名路平）的二伯父是中國國民黨左派革命家路友于（1895-1927）。當年，軍閥割據中國，1927年4月，路友于與中國共產黨創黨要角李大釗等數十人，被北方軍閥張作霖派遣的部隊在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內被逮捕。兩天內，他們被送上絞刑台公開處死，屍體棄於北京街頭。

她的大伯父路景韶曾任地方議長，國民黨背景，又有地主身份，1952年，中共建政不久，他避難於江西鄱陽湖畔，但也被共產黨「押解」回山東，當眾槍決示眾。

平路家族的故事，正是國共兩黨百年恩怨下的悲劇故事。她說，自身家族的悲劇，讓她看待這段歷史時發現史實充滿吊詭之處。

1953年出生的平路創作廣袤，包含政治、性別、歷史以及間諜題材，屢獲文學大獎，近年來她的小說爬梳台灣歷史及寓言。她的外省家族背景或多或少影響了她對文學與歷史的看法。

此刻在台灣，民進黨總統蔡英文正計劃主持中華民國110週年國慶。而民進黨的對手，重新當選國民黨黨主席的朱立倫則剛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通信，以「同為炎黃子孫」試圖恢復國共交流，希望「擊退台獨的民進黨」，共謀兩岸統一。

兩岸乃至於國共兩黨複雜的歷史糾葛再次浮現。

家族悲劇

1920年代，為了加速中國統一，並聯合抗日及對抗軍閥等，彼時國民黨領導人孫中山提倡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但彼此間的合作及滲透並未休止。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國民黨內的左右派鬥爭更加激烈，屬於黨內右派的蔣介石逐漸得勢，開啟與左派及共產黨數十年的爭鬥。

彼時，平路的二伯父路友于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因此結識孫文、蔣介石、宋慶齡、廖仲凱等，並與鄧演達成為戰友，返回中國獻身革命。他任職北京《益世報》，與地方割據的軍閥鬥爭，最後落難。

平路說她的父親，台灣知名心理學家路君約（1911-2005）當年還是17歲的中學生，一個人趕赴北京幫二哥收屍。

但是，路家的悲劇並未開始。

平路解釋，山東諸城縣（今諸城市）的家鄉抗日期間，地方政治極端混亂不安，「今天是國民黨領導，明天又換成共產黨」。因此，曾任地方議長的大伯父路景韶因為國民黨背景，家庭又有地主身份，與地方人物在老家結了許多仇冤。

1952年，中共建政不久，避難於江西鄱陽湖畔的路景韶被共產黨一路「押解」回山東後，當眾槍決示眾。而同樣作為報復，平路祖父的墳墓被政敵刨挖，屍骨曝曬。

荒謬的歷史？

重新講述這段家族悲劇，平路以一貫平靜的口吻向BBC中文稱，若回頭看國共百年糾葛，她認為那樣的時代，這種悲劇幾乎是那亂世無法避免的。

「那時代的洪爐裏犧牲的年輕人，唯一確定的是他們確實充滿理想，因為目睹那時代有太多的不公，很想為人民做些事情，心意如此堅決……也是因為這些人的努力，以及更多的歷史必然與偶然的因素，時代就往前走了，」她解釋。

平路說，若能以那段歷史為鑒，她期盼現在掌權者在做任何政治舉措時，都要有所警惕，眾人最不願意見到的就是戰爭。

「當下所有的黨派或意識型態，都會過去。以後，後世看起來當年最正當的目的，都會有不一樣的解釋。所有的政治正確也有可能變成政治不正確，反之亦然。而唯一遺留下來的，恐怕是個人心裏的印記，或是家庭個人的創傷，」她說。

平路提到的家庭創傷，確實纏繞著她的父親路君約一生。

從山東到台北

就平路的父親來說，大哥慘死在共產黨人手下，二哥死於軍閥及國民黨的絞刑台上，這個悲劇及其中的冤屈對她父親來說，是終生無法釋懷的事情。

移居台灣後，平路父親在世時每年都向國民黨黨史館寫信，詳述當年歷史及二哥的遭遇。念茲在茲的就是要求國民黨正視路友于的地位及貢獻，將其敘述在黨史，並能放入台北紀念烈士的忠烈祠。

路君約認為，當年二哥以及許多戰友為了穩定1925年孫文過世後的北方亂局等做了很多工作。最後死在張作霖手下是為國犧牲，壯烈成仁。

平路說，父親執著此事，對晚輩來說幾乎近於荒謬，而他晚年時常做惡夢，夢裏盡是當年逃難及家裏的悲劇。

她向BBC解釋，「整個國民黨當年左右派的鬥爭中，不是敵人就是朋友，不然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敵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在這種混亂的時代下，這些左派是我認為最有理想的一群年輕人，在右派得勢後，根本不可能進入忠烈祠。」

「用簡單的話來說，這些人就是國民黨右派左派鬥爭中失敗的一方。但對家屬來說是『疾沒世而名不彰』。」（君子最擔心之事情是，至死都沒有給予與其名聲相稱的德性。出自論語。）

也是因為這樣的「冤屈」及家族悲劇，平路觀察父親來到台灣之後，對待政治特別謹慎，對於有情報機關背景的人士，也分外敏感，甚至過於小心。

1949「澎湖七一三事件」

據路友于女兒路端誼生前所述，蔣介石在其父之死是關鍵性角色。她在紀念父親的文章說，父親與李大釗等人被捕後，北京各界積極開展營救活動。但因為新舊軍閥勾結，張宗昌、孫傳芳、吳佩孚、吳俊升等都發來電報要求「嚴辦」；蔣介石特密電張作霖，主張將被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

因此，平路說印象中父親對蔣介石「沒有一句正面描述」。但她強調，這是父親科學家的合理判斷，並非出自國仇或家恨。她解釋若從歷史來看，蔣介石對於有可能傷害到他權力的人都十分忌憚，譬如在中國大陸，每一次國共分裂，鬥爭都是刀刀見骨頭，包含所謂北伐時的寧漢分裂。或是撤退到台灣後，蔣介石對於張學良，孫立人或吳國禎等人，不是被排斥就是軟禁，但是蔣介石對其效忠的人則十分提拔，即便他們都是連連打敗仗的一群人。

根據許多史家後來的研究，1949年蔣介石政權撤退到台灣，不僅對威脅到他的將領十分忌憚，同時開啟了數十年的台灣「白色恐怖」高壓統治時期。在「保密防諜」的肅殺政權下，眾多思想左傾或自由派的人士，無論是隨著軍隊過來的外省人或本省人，鋃鐺入獄或被處死的人眾多。

譬如，1949年在台灣外島發生的「澎湖山東學生慘案」便是其中一個悲劇。當年上千名未成年的山東學生，因為反對共產黨統治，且被保障可以就學，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來到台灣外島澎湖落腳時，驚覺被騙與當地軍官的理念不合，發生矛盾。據理力爭的下場是許多人落入牢獄、同時包含校長張敏之等多人遭到槍決，也有人被棄屍於台灣海峽。

這場牽連百名山東師生的慘案，被稱為「澎湖七一三事件」或「外省人的二二八」，對國民黨黨史並不光彩，因此在該黨內一直無法被平反或提及。

直到70年過去，這幾年台灣「轉型正義促進會」正式代替台政府宣佈平反山東受難者罪名。

台灣歷史學者陳蕓娟的父親便是當年山東流亡學生。她在2019年前台北一場座談會提到，小時候父母十分好客，家裏常會有叔叔伯伯老鄉來訪：「因為山東人嗓門很大，可能高談闊論講說哪裏什麼吃東西……可是一旦講到流亡的事情，可能就是澎湖那一段，就變得很小聲……後來寫論文我才知道，這一段是伯伯們不願意提起，他們都認為隔牆有耳，很怕講了之後要承擔什麼不好的後果。」

但她強調，在研究這段歷史悲劇時，她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來警惕自己先遠離意識形態的窠臼，詳實記述歷史的重要。

平路也說，或許蔣介石當時是多麼地恐懼，譬如包含親信或親信的秘書都有「匪諜」，他因此草木皆兵，要堅壁清野，寧願錯殺一千人也不能漏掉一個他認為有害的人。

「所幸，我們已經走過了那個時代，」平路說。

也因為家庭與政治保持距離，1949年路家遷到台灣之後遠離了政治鬥爭。

平路自台灣大學畢業後移居美東，之後出自於急切關注台灣社會變遷，以及許多友人身陷美麗島等政治黑牢時，開始以筆寫作小說及評論台灣時事，最後搬回台灣。

1990年代起，她擔任當時台灣菁英報紙《中國時報》的主筆之一，並在各處發表專欄，成為台灣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

近年來她繼續書寫台灣歷史，以小說筆法演繹台灣在荷蘭殖民時期，數百年前島上原住民與西方殖民者的交會，隱喻台灣斑駁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