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花時間認識他們，他們卻花那麼多時間，不斷地來認識我們。」
筆者就讀政大，舟車勞頓跑去清大旁聽人社班的課，恰好那堂老師邀請蕭伶伃博士發表有關轉型正義的演講，題目是「Rethinking the idea of Reconciliation」。
和解如何成為可能？要怎麼達成和解？和解的最終面貌是什麼？
蕭博士提到了政治受難者不是只有單一形象，也不會僅限於冤錯假案的框架，有些時候「雙重身分的困境」，更是必須去梳理的歷史面貌，她展示了一張相片，午後陽光徐徐地照耀著一個光頭老人，看不清楚側身背光的輪廓，他正在仔細端詳一份塵封多年的文件，那是他黃埔軍校時期老戰友的名冊。
老人是吳宗霖，台灣人本地人，一個黃埔軍校畢業後在軍法處負責情治工作，後因素樸的正義感，冒險成為廖文毅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下線，密謀刺蔣卻早一步成為第一批到綠島的受難者。因著身分的尷尬，讓他在左右統獨混居的政治監獄裡，反而無人聞問無人信任。
一個人同時肩負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形象，故事簡單提到這裡即可，但我們已然可以感受到轉型正義的艱難，要怎麼抽絲剝繭地釐清一個人所處在的位置？要怎樣去認定一個人所該負的責任？都需要極大的心力，更加周延審慎的功夫。
《促轉條例》三讀一過，媒體為了點閱率炒作以「中正」為路名、校名、硬幣人像的相關議題，甚至開始清點現有的必須修改的「中正」符碼的數量，意圖以數量的多與寡，作為衡量是否該轉型正義的指標，針對各自的閱聽群眾護盤與操弄輿論。
正如同一路參與促轉條例立法的「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黃丞儀老師，在立法通過後所說的「最重要的時刻，更需要冷靜」，我們不能就此陷入媒體框限的泥淖。也不能忘記轉型正義的根本目的是「和解」，許許多多前輩一生懸念於此，為的是讓自己、是難友、是整個台灣能不能達成一次和解的契機，和解的意義在於讓過去、現在與未來斷裂的時代記憶重整與縫合，這個過程需要凝聚極高的共識，讓台灣重新一次設定關乎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的準則，過去的傷疤縱使不可能船過水無痕地過去，但過去的錯誤絕不容重蹈覆轍。
一則新聞促使筆者停下條例通過後激動的情緒，思考著所謂「和解的圖像」是什麼？這則新聞是：蔣萬安對於促轉條例的第六條「平復司法不公」投下贊成票，唯一一次支持民進黨團提案，還在受訪時表示「此案朝野版本精神相近，只有社會和諧，台灣才能往前邁進」，筆者始終對於蔣萬安承繼蔣氏父蔭當選立委毫無好感，看到這則新聞的第一直覺是「好呀，媒體果然都在捧他，是不是要『養套殺』了呀」。
但後來想想沿著藍綠分歧線，簡單的二元直覺觀，是對轉型正義所要的和解，應有的思考模式嗎？
不可否認，第六條是蔣萬安唯一一次投下同意票，剩下的通通照著黨團決議；也必須承認，蔣萬安肩負原罪，他出線參選立委可說是藍營青年遙不可及的夢。
當然，我們必須追問，威權時代最核心的蔣家後代蔣萬安，能不能展現近似於蔣友柏反對中正紀念堂崇拜強人的價值與態度，讓他的同意票不至於淪為貓哭耗子的把戲
撇除掉所有既存的政治立場因素，促轉條例的通過是第一步，那如果將這張同意票作為和解的對步，當作是蔣家後代唯一公職者，遞出一支枝葉零散的橄欖枝，有沒有可能跨出藍綠分歧線的下一步，畢竟轉型正義從來不屬於任何一黨一派，而應該是全體台灣人民共享的價值。
思緒回到課堂上蕭博士的演講，她講述著一起起艱難困厄的政治受害者故事，我們清楚轉型正義是個龐大複雜的社會工程，訪談經驗讓蕭博士體悟到當代人與那代人，有著對社會同樣浪漫的美好想像，但卻遠比我們小心翼翼的行動著，「我們沒有花時間認識他們，他們卻花那麼多時間，不斷地來認識我們」，直至今日，他們亦步亦趨的緊跟著我們的節奏，然而我們將過去視作飛鴻雪泥，那些遺漏之處才是此刻必須加緊完成的工作。
請不要忘記《促轉條例》的五大任務：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每一點都很重要，但必須要循序漸進，落入媒體設定的第二點，我們同樣只能見樹不見林，一不小心將轉型正義工具化。 （相關報導： 從富二代變成殺人犯之子…他花了60年申冤，連監委都說「有人叫我閉嘴」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政大野火陣線社員；政大校務會議學生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