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偉大小說家、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蒂瑪（Nadine Gordimer），13日在約翰尼斯堡家中病逝，享壽90歲。葛蒂瑪長期關注政治，作品經常涉及南非白人惡名昭彰的種族隔離（Apartheid）政策，批判不遺餘力。瑞典學院（Svenska Akademien）讚揚她：「透過精湛的史詩風格寫作，對人性做出偉大的貢獻。」
葛蒂瑪的家人透過書面聲明表示，她是在睡夢中安詳離開，「她一生最關心的就是南非、南非的文化、南非的人民，以及南非不斷奮鬥的新民主進程。」
南非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NC）也發表聲明，推崇葛蒂瑪是「一位無與倫比的文學巨匠，她終身的作品是我們的明鏡，也是一場對人性永無止境的追求。」
在種族隔離的年代，葛蒂瑪雖然是白人（阿非利卡人，Afrikaner），但痛恨這種剝奪黑人人性的制度，公開支持主張以暴力推翻南非白人政府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並加入曼德拉領導的ANC。葛蒂瑪曾說：「我在這塊土地上住了65年，非常清楚黑人長期以來克制暴力。我們白人要為此（黑人的暴力）負責。」
葛蒂瑪曾說她原本並沒有刻意選擇種族隔離的題材，甚至在本質上並不熱中政治，然而她後來發現，如果要深入探討南非人民的生活，就必然會觸及種族壓迫的議題，她不可能視而不見。南非一直要到1994年，也就是葛蒂瑪榮膺諾貝爾獎3年之後，才讓種族隔離制度才走入歷史。
葛蒂瑪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說：「為了發現這個大千世界，我們首先必須全然感受自己的世界。對於自己所處的地方，我們必須徹底感受理解它的悲劇。」種族隔離制度下的愛、恨與友情，一直是她的寫作焦點。
葛蒂瑪身形嬌小、眼神清澈，雙親都是猶太人，父親伊西多爾（Isidore）是一位製錶匠與珠寶匠，從立陶宛移民南非，定居約翰尼斯堡附近的礦業城鎮史普林斯（Springs）；母親漢娜（Hannah）來自英國倫敦。葛蒂瑪童年寂寞，9歲開始寫作，喜歡觀察父親店裡的顧客，以及鎮上的黑人移工。受到母親影響，她特別關注窮苦黑人的生活。
15歲那年，葛蒂瑪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第一部作品，其靈感正是來自黑人遭到的羞辱。當時她看到黑人買衣服時，沒有付錢之前不准碰商品。警察會搜索白人家庭的黑人女傭區，檢查她們有無私藏黑人不得持有的酒類。
1951年，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刊出葛蒂瑪的短篇小說〈亡靈守望者〉（A Watcher of the Dead），也開展出兩者的長期合作關係。葛蒂瑪曾說，短篇小說是當代最重要的文學形式。
儘管表明自己很排斥自傳式的寫作，但是葛蒂瑪1953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虛妄年代》（The Lying Days），卻頗有自傳的色彩，也頗獲好評。
葛蒂瑪在1949年結婚，與牙醫先生蓋佛隆（Gerald Gavron）育有一女，但3年後就離婚。1954年她再婚，先生卡西勒（Reinhold Cassirer）出身德國柏林的猶太望族，是南非地位崇高的藝術品交易商，兩人結褵47年，恩愛彌篤，育有一子。卡西勒在2001年病逝。
1960年，南非爆發警察屠殺黑人示威者的「夏普維爾事件」（Sharpeville massacre），葛蒂瑪的政治參與日益積極。1962年曼德拉大審期間，她與曼德拉的辯護律師密切合作。曼德拉著名的法庭演說〈我視死如歸〉（I Am Prepared to Die）就是由葛蒂瑪潤色。
早在ANC還是「非法組織」的時候，葛蒂瑪就已加入，而且曾經協助多位領導人逃過牢獄之災，甚至將他們藏匿在家裡。1986年「戴爾瑪斯叛國案大審」（Delmas Treason Trial）期間，葛蒂瑪曾為22位淪為被告的反種族隔離人士站上證人席，後來她說那是她生命中最榮耀的一天。
雖然積極投入政治鬥爭，但葛蒂瑪並沒有停筆。1974年以《生態保護者》（The Conservationist）拿下英國最重要的文學獎「布克獎」（Booker Prize），在文學界的地位日益鞏固。
她最為人所知的作品是1979年的《柏格的女兒》（Burger's Daughter），描寫一群白人反種族隔離運動者，出版一個月後就被南非當局列為禁書。1991年葛蒂瑪榮膺諾貝爾文學獎，各方感認實至名歸。
1994年南非舉行第一次種族平等選舉之後，葛蒂瑪持續關注南非新生的民主政治，如何面對與處理自己的種族主義過往。她一方面讚揚南非的進展，一方面督促南非要實現它為人們帶來的希望。
葛蒂瑪2013年出席傳記電影《曼德拉：漫漫自由路》的南非首映典禮。（美聯社）
但是葛蒂瑪的寫作並不會侷限於種族主義，只要是人性的偽善與謊言，都有可能被她的一枝健筆撕裂。她曾說：「我不可能單單只譴責種族隔離，因為人間處處都有不公不義。」
她雖然是ANC的資深成員，但是批評現任總統朱瑪（Jacob Zuma）照樣不留情面。最近朱瑪政府準備立法限制出版自由，葛蒂瑪期期以為不可，「重新建立檢查制度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想想看，人們為了廢除它而忍受了多少痛苦。」
晚年的葛蒂瑪特別關注愛滋病議題，全力為「治療行動運動」（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遊說、募款，要求南非政府為病患提供免費、有效的藥品，並嚴辭批評南非歷任總統的愛滋病政策。。
葛蒂瑪一生創作不輟，著有15部長篇小說、21部短篇小說集、5部散文集、1部劇本。她的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的版本。
台灣出版的葛蒂瑪作品中譯本包括：《我兒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九歌）、《朱利的子民》（July's People）（桂冠）、《偶遇者》（The Pickup）（九歌）、《最後一匹人頭馬是怎麼死的》（Telling Tales）（大塊）。
2008年，葛蒂瑪在印度加爾各答發表演講。（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