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應該知道的是：Netflix獨特的「鼓勵創意」文化，讓員工大膽報公帳、直接買下一台昂貴的4K畫質電視，反而意外拯救了差點開天窗的年度重點計畫。這個例子在其他公司很難複製，也讓公司創辦人深刻體認到，官僚體系對企業組織的傷害可能有多深遠。
我不想用官僚體系扼殺員工的創意和效率。費用規定只是乍看能降低風險與省錢。就算拿掉規定後員工的花費稍微變多，代價依然遠小於員工無法發揮創意對公司造成的損失。我最愛的一個例子發生在2014年，一位初級工程師發現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星期五早上，合作夥伴接洽部門的主管奈吉抵達Netflix矽谷總部。他們正在測試Netflix在三星和索尼等官方合作夥伴生產的電視上的串流品質。但奈吉一走進工作區就愣在原地。他看到的景象，應該說他沒看到的景象，令他驚慌不已。他回憶道：
Netflix投資重金，希望顧客在超高畫質的4K電視上也能收看《紙牌屋》，問題是目前為止沒有電視支援4K。我們空有超清晰畫質，但沒幾個人看得到。現在，我們的夥伴三星推出了目前市場上唯一的4K電視，價格昂貴，而且沒人知道消費者會不會買單。我那年的重點目標就是希望與三星合作，讓更多人能用4K畫質收看《紙牌屋》。（延伸閱讀：1年損失近2億美元！Netflix絕地大反攻，收購電影院為自己出聲）
我們有一個媒體曝光機會，《華盛頓日報》高科技產品線記者福勒（Geoffrey Fowler）約有兩百萬讀者，他答應用三星的新電視收看《紙牌屋》進行實測。星期四，三星工程師帶著4K電視來到Netflix與我們的工程師先作測試，確保福勒先生有絕佳的觀看體驗。傍晚測試完畢，我們都安心回家了。
但星期五早上電視居然不見了。我問了設備部門，才知道新電視和我請他們清理的一批舊電視一起被丟掉了。
這下慘了。新電視預定要在兩小時內送到福勒家的客廳。現在聯絡三星的人也來不及了。我們得趕在十點前再買一台電視。我開始聯絡市區每一家電器賣場。得到的答覆都是：「不好意思，我們沒賣高畫質電視。」我的心臟都跳上了喉嚨，看來我們趕不上了。
就在我快哭出來時，團隊裡最資淺的工程師尼克衝進公司。「奈吉，你放心，」尼克說，「我處理好了。我昨晚來公司看到電視被扔了，你沒回我電話和簡訊，所以我開車去特拉西的Best Buy買了同款電視，今天早上測試過了。電視的價錢是兩千五百美元，但我當下覺得這樣做是對的。」（延伸閱讀：同事就像家人？NO！冠軍企業Netflix：我們是隊友，我們要得冠軍）
我目瞪口呆。兩千五百美元！一個初級工程師覺得公司授予他這麼大的權力，可以未經批准就花這麼大筆錢，只因為他覺得這是對的決定。我當下鬆了一口氣。這種事在微軟、惠普，或其他我待過的公司絕不可能發生，因為他們都需要層層批准。
最後，福勒很喜歡高畫質串流，《華爾街日報》刊出他的評論：「就連處變不驚的總統在高畫質下也冒汗了。我用高畫質電視播放Netflix影集《紙牌屋》時，還看得見飾演副總統的凱文．史貝西嘴唇上方的汗珠。」（延伸閱讀：NETFLIX真正的會計故事）
我不希望有太多規定妨礙員工及時做出正確決定。對Netflix和三星來說，福勒的評論價值比那台電視高出好幾百倍。尼克的行動只依據簡單的指導原則：「以Netflix的最大利益為考量」。這份自由讓他能善用判斷力，做對公司好的事。（延伸閱讀：執行長怎麼帶公司打勝仗？Netflix創辦人：成果小聲說，認錯要大聲）
作者/里德‧海斯汀，艾琳‧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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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周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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