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反送中和國安法爭議，風雨飄搖的香港可否維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台灣又能不能取而代之？近來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前行政院長、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陳冲認為，台北有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強作金融中心。
先從歷史談起
「天津是金融中心，這個命題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陳冲表示，印象中，天津雖然也是中國國際港口城市、北方重要經濟中心，但比起上海、深圳等地，似乎和國際金融中心扯不上邊，更遑論接班香港了。然而，歷史的橫軸拉長一點，回到1860年英法戰爭，天津開放為通商口岸後，這個命題似乎又可成立。
陳冲指出，在1882年上海是五國租界的年代，竟有英、法、美、德、日本等九國在天津擁有所謂「九國租界」，更有10家外商銀行先後在天津設立，從事金融活動。突兀的是，中國第一家銀行—大清銀行，卻遲至1905年才在北京設立。也就是說，大清銀行成立之前23年，天津已有十家外銀，「這難道不是金融中心？」
天津起初不過是個沿岸的漁村，為何在當時竟有金融中心的架式？陳冲認為，主要可以歸類成兩大因素，那就是市場的需要，以及法律的透明性與可預測性。
他說，在中國剛被列強割據，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外國使節、達官顯要或是商幫手上有許多合法或不合法的金錢需要放在首都以外，但又離駐地不遠處，位在外圍防衛線的天津成為首選。
此外，九國租界也提供中國境內母國的法律保障，對於存戶來說，法律的透明性及可預測性大為提升，遇到爭議時也有規範可以依循。百年前如此，百年後，這基本的需要差異不大。
近來，香港歷經反送中和國安法爭議，輿論熱議誰是下一個接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陳冲表示，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固然在企業籌資、金融交易、結算服務等業務上要有一定的規模，但最重要的條件仍不脫離上述的「市場需要」以及「法律透明及可預測性」兩項。尤其後者，從香港的發展就可了解，這是迄今百年不變的必要因素。
陳冲分析，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每年兩次公布世界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排名的依據則由商業環境、金融業發展、基礎設施、人力資本、聲譽與一般性因素等五大指標構成，在前四項中其實各大國際城市的分數不會差太多，也是容易快速補強的部分，但最後一項聲譽及一般性因素，其實與政治環境密不可分。
而在今年3月公布的最新排名中，香港從2007年有排名開始，首次掉出前4名，過去十幾年，前4名均由倫敦、紐約、香港及新加坡包辦，據此來看，近二年來反送中和社會動盪，似乎降低香港投資環境的穩定度和吸引力。
反觀台灣，是否可以成為下一個金融中心？
陳冲說明，最新公布的排名中，台北從去年的34名直接滑落至75名，但2010年台北也曾拿過第19名的最佳成績，讓人想起2009年11月兩岸簽訂的三個金融監理MOU，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的對等簽署，並未假手白手套，或許透露出兩岸間友善的關係，以及日後良好發展的可能，自然賦予國際想像的空間，影響到GFCI的排名。
他說，兩岸簽署MOU後，我國又進行ECFA，也陸續與新加坡、紐西蘭簽署自貿協定，更有風聲表示正與印度及菲律賓等國洽談自貿合作。2017年，前駐美大使沈呂巡還特別提到這段歷史，表示當時美方對合作金融監理MOU能對等、順利、無白手套，依國際規範簽署完成，頗感驚訝，「我回應他，只能說是機緣巧合的天意。」
陳冲直言，2011年以後，台北的GFCI排名開始下降，兩岸關係情勢的不明朗或多或少解釋了箇中原因。至於今年劇跌至75名，箇中原因，倒是值得省思甚至警惕的問題。
「台北有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強作金融中心。」他認為，成為有特色的國際金融中心很簡單卻又不簡單，基礎建設、人才培育、合乎國際的法規都是可以努力的，難就難在對世界而言，是不是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或是一個隨時會有變動，有風險的投資環境？一個觀感的形塑不是簡單可以速成，也不是透過數字量化或口號可以輕易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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