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日前針對蔡英文政府推行之「年金改革」政策，做成釋字第781、782、783號解釋，至今仍餘波盪漾。尤其對於修法減少特定軍公教人員得支領之退休金，大法官認為並未違憲，在受影響的三十餘萬人間，當然引發不平聲浪。
姑且撇開解釋文中抽象的「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回歸本質來看，大法官對年金改革的決定，反映出的是公益與私益的取捨。因為推動年改帶來的公共利益大於退休金代表的私人利益，所以只好「謝謝軍公教人員對改革的支持與諒解」了。比較公益與私益之後，選擇某一方，像這樣的思維模式，從倫理哲學的架構來看，呈現濃厚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色彩。所以值得檢討的是，年金改革的審查當中，操作功利主義的完善程度如何？或者更重要的，用功利主義做為國家政策的最終依歸，到底適不適當？
你也太「功利」了吧！
首先要澄清的是，所謂對功利主義做檢討，絕對不是批評大法官「唯利是圖」！「功利」這個詞在日常生活中，確實是指凡事不問對錯只看自身利益，甚至帶有相當的貶意，但這和哲學上最初的意思其實有些偏離了（所以有認為功利主義應另譯作「效用主義」等，不過以下還是先以正式的譯稱為主）。
話又說回來，想想功利主義的定義，被引申成我們通常理解的意思或許也不令人意外。功利主義旨在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福祉」，只要某項行為造成的所有利益總和大於所有損害總和，淨效益為正時，這項行為就是對的、應該去做的。雖然功利主義本身是中性的，並且考慮社會中的所有人，而與通常所謂的「功利」不同，但從邊沁、彌爾的時代以來，始終不乏論者批評功利主義太過制式化、機械化，把重要的價值取捨簡化成單純的數學比大小問題。
具體來說，在實際操作上，功利主義面對的困難主要有二：
●有些難以量化的利益和損害，應該如何放在同一個基準上作比較？
●究竟「利益」與「損害」應該考量的範圍是什麼？也就是說，到底哪些事項應該納入利益與損害的計算當中？
（行為之利益總和）＞（行為之損害總和）=> 正當且應為的行為
功利主義是現代國家決定政策方向的主要依據，這點應不容置疑。與年改釋憲一樣、關於修法損害人民信賴利益的大法官釋字第525號解釋就作了清楚的說明：「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基於公益之考量，即社會整體利益優先於法規適用對象之個別利益時，自得依法定程序停止法規適用或修改其內容…。」而在本次年改釋憲案中，大法官也表明其依據功利主義所為的心證：「上開調降原退休所得之相關規定，對原退除給與作適度之調降係為達成下列目的：…此等目的整體而言，係為追求高於個人信賴利益之重要公共利益…。」所以不能不問的是，大法官在操作功利主義時，對於前面提到的兩種操作困難，究竟有沒有作出有說服力的回應？ （相關報導： 風評：政府沒錢，就不必談信賴保護原則 ｜ 更多文章 ）
納入年改審查的公益及其量化
首先來討論第一種操作困難，也就是公益、私益、損害不容易量化的問題。如果伴隨某項行為的所有損益都可以化約成同樣的單位（在現代社會中通常是金錢），那麼比較當然是可以並且應該的。但是很不巧的，社會中的價值，往往不是這麼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