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觀點：極右沒有全面接管歐洲，先被接管的是中間派的議程

把德國東部兩場邦選、法國總統民調、英國改革黨與奧地利自由黨疊在一起，很容易得到一個簡單結論：歐洲極右翼正在取得「歷史性大勝」。這句話並非全錯。依截至九月二十二日的暫定結果，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薩克森—安哈特州拿下四三．八％，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取得三八．二％；法國勒龐的第一輪支持度則維持在三三％至三六％。

錯的是把幾場歷史性突破，直接加總成「歐洲已被極右接管」。選票、政權與議程是三張不同的計分板：一個政黨可以贏得最多票卻無法組閣，也可以退出政府卻迫使對手採納它的政策。今天歐洲真正發生的，不是一條整齊向右的直線，而是激進右翼在選票上擴張、在執政上勝負交錯，並在未執政時照樣改寫公共議程。

德國數字最震撼，但首先要看地理。AfD在薩安州取得三十九席，距單獨過半僅差三席；在梅前州獲三十二席。基民盟在兩地都遭重創，更在梅前州以四．九％跌出議會，成為聯邦德國史上首次在其參選的邦議會選舉跌破門檻、未獲席次。近期INSA民調甚至顯示，AfD在聯邦層次以二九．五％領先聯盟黨的一九．五％。

可是，同一天的柏林由左翼黨以二五．七％居首，AfD雖以一六．三％創下當地最佳成績，仍只排第三。這不是全德國同時右轉，而是東部地區的被忽視感、產業與人口流失，和大城市的住房、租金與青年生活危機，正在把選民往不同方向拉走。三地投票率都超過七成四，顯示這也不是少數激進選民趁低投票率突襲，而是長期失去代表感的人重新進入投票所。

AfD贏票，不等於自動取得政府。梅前州的社民黨、左翼黨與綠黨合計三十九席，超過七十一席議會的多數門檻；薩安州的組閣則仍未落定，AfD正在測試「防火牆」邊界。兩地AfD都超過三分之一席次，足以阻擋部分須三分之二多數的修憲與人事案，卻沒有一般立法的全面否決權。更準確的描述是：防火牆仍可能擋住AfD進入行政權，卻已無法阻止它提高別人組閣與治理的成本。

梅前州調查還顯示，五四％的AfD選民說自己主要認同其政策，四一％才說是為了教訓其他政黨。這至少證明當地支持已不只是一次性的抗議動員；但它不能自動代表全德國，更不能替整個歐洲的激進右翼下同一結論。

法國的變數首先是司法。巴黎上訴法院七月維持勒龐挪用公款的定罪，判處三年徒刑，其中一年以居家電子監控執行，並處四十五個月禁選、其中三十個月緩刑。由於十五個月禁選實刑已服畢，她目前恢復二〇二七年參選資格；但她已向最高法院上訴，電子監控暫停執行，最終法律風險並未完全消失。九月兩份民調顯示，她第一輪為三三％至三六％，一份第二輪模擬更以五五％對四五％領先菲利普。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退到第二島鏈，誰承擔風險？ ｜ 更多文章 ）

英國改革黨的情況則提醒人們，民調必須標日期。該黨五月一度接近二八％，九月已多落在二三％至二五％，與工黨打平或落後；它在下議院仍只有八席。相對多數制確實可能把不到三成的領先票率放大，但並不保證多數政府。五月地方選舉重挫引爆工黨逼宮，資深閣員辭職與六月補選再成催化劑，施凱爾才於六月下台，伯納姆七月二十日接任首相。把整段過程寫成一場地方選舉「直接趕人下台」，只是把多段政治因果壓成一句口號。

更重要的反例來自真正掌過權的右派民粹力量。匈牙利四月大選投票率達七九．六％，馬扎爾領導的Tisza以五三．一八％、一百四十一席擊敗奧班的三八．六一％、五十二席，還跨過修憲門檻。美國副總統范斯選前赴布達佩斯助陣，仍未扭轉結果。荷蘭的維爾德斯在二〇二三年以三十七席促成並主導戰後最右政府，十一個月後因庇護政策爭議退出聯盟；二〇二五年大選，自由黨與D66同得二十六席，D66僅以二萬九千六百六十八票領先，今年二月由耶滕組成少數政府。羅馬尼亞的西米翁也在去年總統決選落敗。

這不等於極右翼進入執政必然失敗。捷克的民粹派巴比什已與極右翼SPD等結盟重掌政府，波蘭也選出獲法律與公正黨支持的民族保守派總統納夫羅茨基。義大利梅洛尼的兄弟黨仍以約二七％居首；她在歐盟、北約、援烏與財政政策上更制度化，卻在移民與文化議題上保留強硬右派路線。這些案例共同說明：標籤不能代替治理紀錄，激進程度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常數。

中間派最先失去的，是定義問題的權力

第三張計分板最關鍵：即使激進右翼被排除在政府外，也可能先贏得議程。德國默茨政府上任後強化邊境管制，原則上拒絕部分庇護申請者入境，雖然相關做法已遭行政法院質疑；荷蘭耶滕政府擊敗維爾德斯後，仍承諾加速庇護程序、限制部分福利並提高國防支出。中間派為阻止激進右翼上台而向其問題設定靠攏，最後可能形成最不利的組合：政策向右，政府留在中間，執行成本卻由中間派承擔。

因此，不能只問極右翼拿到幾席。更應問：移民、治安、能源、住房與福利問題，究竟由誰命名？可接受的答案範圍由誰劃定？如果中間派只剩下「我們比他們更能執行」的辯護，它即使暫時守住政府，也已交出政治主動權。

選民的不滿並非幻覺。歐洲失去廉價俄氣後，長期能源成本已經上升；二〇二六年美以與伊朗衝突、荷莫茲危機又帶來新一輪衝擊。德國政府四月曾把全年成長預測由一％砍至○．五％，但九月多家研究所已因上半年出口與政府支出較強，把預測上修至約一．二％至一．三％。德國經濟在二〇二三、二〇二四年連續萎縮，去年僅成長○．二％；八月登記失業三百零六萬人、失業率六．五％，國際勞工組織口徑則是七月四．二％。這是停滯與安全感流失，不是經濟突然崩潰。

AI落差同樣真實，卻不能寫成歐洲「完全缺席」。二〇二五年，美國產出五十九個具指標性的AI模型，中國三十五個，法國與英國各一個；全球AI算力約四分之三在美國，歐洲約五％。歐洲仍有Mistral、ASML、EuroHPC與正在建置的AI Factories，問題是前沿模型規模、先進AI晶片與資料中心算力高度依賴外部供應。德拉吉估計歐盟每年須增加七千五百億至八千億歐元投資，但那涵蓋競爭力、數位、綠色轉型與安全，並非單純的AI追趕費。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退到第二島鏈，誰承擔風險？ ｜ 更多文章 ）

激進右翼最成熟的是解釋框架：把成本歸於移民、歐盟、全球化與菁英。它們並非沒有政策，但在廉價能源、巨額資本、共同軍購與跨境算力等問題上，民族優先與歐洲規模常相互矛盾。它們能指出誰該負責，未必已回答誰來投資、如何分攤，以及退出共同規則後如何保住市場規模。

歐洲激進右翼也不是同一支隊伍。奧班、奧地利自由黨與巴比什參與「歐洲愛國者」，巴德拉任黨團主席；AfD卻屬另一個「主權國家歐洲」黨團。AfD的親俄立場相對清楚，國民聯盟近期對莫斯科的語調已有變化，梅洛尼則維持援烏與對中去風險。將它們一律寫成「親俄親中」，會讓台灣看錯風險，也錯過可能合作的議題。

台灣至少應做三件事。第一，不把民調當執政結果，持續追蹤聯盟算術與實際治理；第二，不只計算席次，更逐黨記錄對台海、對中去風險、烏克蘭與歐盟防務的表決。二〇二四年歐洲議會挺台決議，由中右、中左、自由派、綠黨與梅洛尼所屬保守派共同構成主要贊成票，國民聯盟多數棄權，AfD所屬黨團則以反對為主。第三，在民主與國安紅線不退讓的前提下，建立合法、透明、跨黨派的接觸。二〇二七年四月與五月的法國總統選舉，以及正常任期下二〇二九年的德國大選，將重新排列歐洲對外政策的聯盟。

歐洲極右翼沒有全面大勝，但個別歷史性突破也不能被淡化。最值得警惕的，不是某個標籤突然佔領整張地圖，而是中間派仍坐在政府裡，卻逐步失去定義問題、組織多數與說服選民的能力。選票可以守住一屆，議程一旦交出，下一屆由誰執政，往往只是時間問題。 （相關報導： 李其澤觀點：退到第二島鏈，誰承擔風險？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