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李其澤觀點：退到第二島鏈，誰承擔風險？

美國智庫「國防優先」（Defense Priorities）資深研究員兼軍事分析主任珍妮佛．卡瓦納，九月十日發表〈亞洲第二島鏈戰略〉，主張把美軍重心由第一島鏈後撤至關島、北馬里亞納群島、帛琉、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並以澳洲為後方樞紐；同時逐步終止或大幅限縮美國對日本、南韓、菲律賓與澳洲的共同防衛承諾，對台海則由戰略模糊改為「明確不介入」。

報告隨即引發亞洲安全圈激烈爭論，也被部分中文評論解讀為「能帶來和平的主張遭到西方圍攻」。但原文引發的主要是學者、分析家與媒體評論者的批評，並無充分證據顯示日、韓、澳等國政府已聯手「圍攻」，更不能把所有反對意見都歸結為西方仍想與中國為敵。

卡瓦納的報告值得認真對待，卻不是因為華府即將採納，而是它迫使各方回答一個根本問題：美國究竟願意為哪些亞洲利益承擔與核武大國交戰的風險？但評估這套方案時，更應追問：它降低的是亞洲發生戰爭的風險，還是美國被捲入亞洲戰爭的風險？

兩者並不相同。把戰爭移出美國的損益表，不等於把戰爭移出亞洲。

卡瓦納曾任蘭德公司資深政治學家，並主持其陸軍戰略計畫三年，不能以「邊緣人物」打發。「國防優先」則明確屬於現實主義與克制派，主張依據狹義界定的美國利益節制海外軍事承諾。這份報告是完整的政策倡議，但不是美國政府文件，也沒有證據顯示它是華府釋放的「試探氣球」。

相反地，二○二六年美國《國防戰略》明定要沿第一島鏈建立、部署並維持強大的拒止防禦，同時要求盟友增加集體防衛分擔。八月十日，美國國防部政策次長柯伯吉在馬尼拉演說時也表示，美國「絕非正在退出亞洲」，而是要在第一島鏈維持拒止嚇阻，尋求的是能承擔責任的夥伴，而非依賴美國保護的國家。卡瓦納的方案顯然不是現行政策，而是對現行政策的根本挑戰。

報告把美國值得動用軍力保護的亞洲利益限縮為兩項：保衛美國本土，以及維持通往重要市場與貿易航道的通行權。由此前提出三組調整。

第一，對台灣明示不介入，撤走報告所稱約五百名美軍訓練人員。第二，逐步終止或縮限美日、美韓、美菲三項雙邊安全條約，以及美國對澳洲的《澳紐美安全條約》承諾；其中駐韓絕大多數地面及常駐空軍應在兩年內撤走，沖繩約一萬八千名陸戰隊則在二○三○年前撤回美國。第三，把主要作戰力量轉向第二島鏈，增加潛艦、無人載具、輪調戰機、防空、基地硬化與跑道搶修能力。

所以，這不是美軍完全退出亞洲，而是一套激進的離岸制衡：減少固定前沿駐軍與自動承諾，在較遠地區保留可以增援的海空力量，並試圖與原盟國另行協商基地、港口、情報與後勤准入。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希拉蕊真要台灣放棄抵抗？最新一波疑美認知戰背後，更值得關注的是「撤守第二島鏈論」 ｜ 更多文章 ）

這份報告最有價值之處，是拒絕把既有部署與同盟視為不可檢驗的歷史遺產。中國長程飛彈、無人系統與情監偵能力持續增強，使沖繩等大型固定基地日益暴露。增加潛艦與無人載具、分散並硬化基地、降低前沿部隊的高價值目標特徵，以及要求富裕盟國承擔更多自衛責任，都有充分的軍事理由。

卡瓦納也正確提醒，同盟存在牽連風險，美國不應給任何夥伴一張「自行製造危機、華府自動收尾」的空白支票。

問題在於，她把三個性質不同的政策槓桿綁在一起：重新配置軍力，是處理部隊生存與作戰效率；終止同盟，是重寫政治承諾與區域秩序；預告台海不介入，則直接改變北京與台北對未來危機的成本計算。第一項具有軍事合理性，不能自動證明後兩項同樣合理。

亞洲安全條約並不是「按鈕一按，美軍便自動開戰」，但也不是毫無拘束力的政治聲明。美日、美韓、美菲及《澳紐美安全條約》都要求締約方在約定範圍遭到武裝攻擊時，依各自憲政程序採取行動應對共同危險；條文並未預定行動形式，也不能繞過美國總統與國會的憲政權限。台灣並非這些條約直接保護的領土，台海衝突本身也不會自動觸發四套條約；真正的牽連風險，來自盟國基地被使用、美軍或盟軍遭到攻擊，以及危機逐步升級。

《台灣關係法》更不是共同防衛條約。它把以非和平手段決定台灣前途，包括杯葛與禁運，列為對西太平洋和平安全的威脅及美國的嚴重關切；規定美國向台灣提供維持自衛能力所需的防禦性軍品與服務，並維持抵抗武力或其他脅迫的能力，卻沒有承諾自動派兵。

所謂戰略模糊，就是在「保留介入能力」與「不承諾必然介入」之間維持決策空間。卡瓦納主張的明確不介入，不只是把模糊變清楚，而是預先關閉法律與政策原本保留的一項選擇。

第二島鏈確實能增加預警與反應縱深，但距離同時也是成本。關島距台灣約二千七百至二千八百公里，對多數戰術航空任務而言，會顯著增加空中加油、彈藥補充、維修、海上護航與出動週期負擔。危機初期若失去第一島鏈的感測、機場及港口節點，美軍即使仍有介入能力，也可能失去及時介入的速度。

第二島鏈也不是中國火力之外的安全區。五角大廈二○二五年中國軍力報告把東風二十六型飛彈射程列為三千至四千公里；結合地理距離，關島處於其可能打擊包線之內。更長程的飛彈、轟炸機、潛艦與網路攻擊，也使第二島鏈不可能成為絕對後方。

美國政府問責署二○二五年報告指出，關島整合防空反飛彈系統規畫分布於十六處，預定二○二七年至二○三二年分階段部署，但操作與維保權責、跨軍種支援、人力需求及部署時程仍未完全落定。

卡瓦納並非沒有看到這些問題。她主張把力量分散至關島、天寧島、帛琉、密克羅尼西亞聯邦與馬紹爾群島，而不是全部集中關島。真正的疑問是：這些島嶼能否取得足夠燃料、彈藥、維修、跑道、防空與政治准入？如果執行上仍高度依賴關島與澳洲等少數成熟樞紐，前沿脆弱性就可能轉化為後方集中風險。

尤其矛盾的是，報告一面削弱對日、韓、菲、澳的安全保障，一面希望另行取得其基地、港口與情報合作。基地准入不是地圖上的天然資源，而是政治交換。盟國若不再得到美國保障，為何仍要承擔提供基地、因而成為中國打擊目標的風險？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希拉蕊真要台灣放棄抵抗？最新一波疑美認知戰背後，更值得關注的是「撤守第二島鏈論」 ｜ 更多文章 ）

報告其實承認部分地主國可能拒絕准入，也承認第二島鏈與澳洲的既定兵力不足以單獨因應危害美國貿易的重大威脅。這正說明離岸制衡的困境：它希望減少承諾，卻仍需要由承諾所產生的信任、基地與情報網絡。

報告認為，中國已具有干擾亞洲航路的能力，卻從未全面切斷美國貿易；中國依賴外貿，征服日本、南韓或菲律賓的能力與誘因也很有限，因此美國無須為最壞情境維持現有同盟。

中國不太可能順勢征服整個亞洲，確實是對廉價「骨牌理論」的重要修正。但北京至今沒有全面封鎖航路，是發生在美軍仍前沿存在、同盟仍然運作的條件下。這項觀察不能直接證明美軍後撤、同盟解體後，北京仍會作出相同選擇。

當然，我們也不能反過來斷言，北京的克制完全是美軍嚇阻所造成。問題在於，現有經驗不足以推論撤除嚇阻後的結果。卡瓦納的報告對「現狀下沒有發生的事情」觀察得很仔細，卻沒有充分處理「改變現狀後可能發生什麼」的反事實缺口。

台海尤其如此。明確不介入可能降低北京對美軍突然介入的焦慮，也可能減少台灣誤判美國必然救援的道德風險；但它同時可能降低北京使用海警臨檢、隔離、局部封鎖、網攻、法律戰與經濟脅迫的預期成本。這些手段未必立即引發大型戰爭，卻可能逐步改變現狀。

卡瓦納認為，美國退出後，台灣可能更願意與北京達成政治妥協，而這是對美國利益「可以管理」的結果。這種說法誠實呈現了報告的計算單位：它關心的是美國利益，而不是所有亞洲社會的共同安全。台灣在軍事威嚇或經濟窒息下接受政治安排，或許能避免美中直接交戰，卻不能因此稱為自由選擇，更不能直接等同於和平。

相同問題也出現在核擴散。報告承認，美國撤除核保護傘後，日本與南韓可能發展核武，並可能引發預防性打擊或區域核擴散，但仍認為這些風險不足以支持維持現狀。對華府而言可以管理的成本，對日韓社會或台灣二千三百萬人而言，卻可能是不可逆的生存風險。

國家戰略以本國利益為優先，本身並非錯誤。卡瓦納也沒有義務替亞洲所有國家設計安全政策。但如果要把這套方案描述為「給世界帶來和平」，評估尺度就不能只剩下美國是否避免出兵。

至少必須區分三種風險：第一是牽連風險，即美國是否因盟友或台海危機而被拖入戰爭；第二是嚇阻失敗風險，即中國、北韓或其他行為者是否因預期外部阻力降低，而更願意採取武力或脅迫；第三是作戰與升級風險，即一旦衝突發生，美軍能否存活、增援並避免核升級。

卡瓦納方案可以降低第一種風險，也可能透過後撤與分散改善部分第三種風險；但它可能提高第二種風險，並把核擴散、政治脅迫及軍備競賽的成本轉嫁給亞洲盟友。只計算其中一項，不能證明總風險下降。

批評這份報告不等於選擇與中國為敵；支持它也不等於選擇和平。真正的檢驗標準，應是所有相關社會遭受戰爭、封鎖與脅迫的總風險是否降低，而不只是美軍傷亡的機率是否下降。

較可行的政策，不是在第一島鏈重兵前推與全面退至第二島鏈之間二選一，而是建立「第二島鏈戰略縱深、第一島鏈分散拒止、區域危機護欄」的組合。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希拉蕊真要台灣放棄抵抗？最新一波疑美認知戰背後，更值得關注的是「撤守第二島鏈論」 ｜ 更多文章 ）

美國可以減少容易遭到先制打擊的大型固定部署，在關島、天寧島與帛琉增加燃料、彈藥、防空、跑道搶修、潛艦與無人系統；同時在第一島鏈保留小型、機動、低特徵的反艦、防空、感測與臨時准入節點。第二島鏈應是增援與存續的縱深，不是退出亞洲的界線；第一島鏈應是分散拒止網絡，不是重兵集中的靶場。

同盟可以改革，卻沒有必要一夕拆除。華府可以要求盟國提高國防支出、彈藥庫存、民防與後勤韌性，並透過共同規畫澄清美軍支援的範圍、條件與限制。條約不是無條件保單，但正因如此，改革方向應是提高責任對稱與危機協商，而不是把「沒有自動出兵」誤寫成「沒有法律承諾」。

對台灣而言，美國既不必提供無條件出兵保證，也不應預先向北京保證絕不介入。軍售、訓練與情報協助，應與台灣發展不對稱戰力、能源與通訊韌性、後備動員及不單方面改變現狀相連。台灣本身則必須按照「美軍可能延遲、有限甚至不介入」的最壞情境備戰，不能把任何美國政策宣示當成保單。

軍事部署基於生存性所作的調整，可以由美國自行推動；但若要降低安全承諾或永久撤除介入選項，就應盡可能換取北京對飛彈部署、大規模軍演、封鎖與隔離、海警執法、網路攻擊及危機通報的可查核約束。若先行撤除政治承諾，卻沒有取得任何對等限制，就是在談判之前讓出最難收回的籌碼。

卡瓦納的診斷指出了真問題：美國資源有限，第一島鏈部署必須改造，盟友也不能永遠搭便車。但她的處方同時改變兵力、同盟與台海訊號，低估了三者相互作用產生的區域外部成本。

退到第二島鏈，不是退出風險，而是重新分配風險。把美軍移出第一島鏈，可以降低前沿部隊遭到攻擊的機率；把安全承諾一併移走，卻未必降低飛彈被發射、封鎖被啟動或脅迫被使用的機率。

和平不是讓軍隊單純離得更遠，而是讓任何一方都無法以低成本製造既成事實。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希拉蕊真要台灣放棄抵抗？最新一波疑美認知戰背後，更值得關注的是「撤守第二島鏈論」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