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慶民觀點：激進左翼的歷史性勝利、傳統建制政黨的衰頹─政治極化的加劇與應對

9月20日，德國首都柏林舉行地方議會選舉。根據結果，極左翼立場和有民粹傾向的黨派「左翼黨（Die Linke）」以25.7%得票名列第一、獲47席（柏林州議會共158席），得票和席位較上屆都翻了一番有餘，其推舉的候選人很可能成為新的柏林市長。這也是極左政黨首次成為柏林州議會第一大黨，並可能首次執掌該市最高行政權。當然，因其只獲得總席位的不到三分之一，若其執政需要與其他黨派聯合，而難以單獨掌權。其與中左的社民黨和環保左翼的綠黨結盟執政的可能性最大。

本次選舉中，極右翼民粹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得票率同樣大增，排名第三。而三個傳統建制派政黨，中右的基民盟、左傾和環保主義的綠黨、中左的社民黨得票和席位都明顯下滑，分列第二、四、五位。另外，新興的反移民和親俄立場的左翼民粹黨派BSW得票為4.72%，雖未達5%席位分配門檻，也顯示了不俗的支援率。

同日舉行的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議會選舉中，極右翼的AFD取得大勝，得票第一，社民黨和基民盟得票大跌。而一周前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選舉也是類似的結果，且AFD得票接近50%，創歷史記錄。

這樣的選舉結果，相當明顯的反映了極左與極右民粹主義的崛起、德國政治極化的加劇。當然，在德國不同地區，情況有具體的差異。其中前東德地區的民粹與政治極化比原西德要嚴重，而極右又比極左更得勢。極左翼在柏林等大城市支持率高，極右翼則在鄉村及郊區更具優勢。

本次柏林選舉同樣體現了這樣的地域差別。在以前屬於西德的西柏林地區，基民盟在大多數選區占優，而東柏林則是左翼黨和AFD平分秋色。左翼黨在市中心區域拿下了大多數選區席位，而AFD則在柏林東部和南部的郊區取勝。這也側面反映了各政黨支持者的分佈及身份特點。

根據民調、日常政治傾向、選後統計等，左翼黨在少數族裔、女性、中低收入者、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等群體中得到較多支持；而AFD則在本土白人、男性、中低學歷者、藍領工人、農民等群體中優勢較大；傳統建制派政黨則在中產階級、工商業者、高收入群體那裡還能保持較穩定的支持，但整體支持率在下滑。極左和極右民粹一直存在，但過去許多年處於相當邊緣地位、得票和席位很少。而近幾年支持率大增，最近三個州的地方選舉，兩個州由極右拔得頭籌，一個州由極左獲第一，反映了德國政治極化的大大加劇、民粹勢力大漲而建制派萎縮的現實及相對過去的變化。

極左翼和極右翼在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上是高度對立的，如極左主張多元主義、平等、高社會福利、高稅收、力挺女權和LGBT權利、支持少數族裔和移民難民，極右則主張單一民族和白人優越主義，經濟上強調效率優於公平，排斥移民難民，對女權和LGBT權利持負面態度。但極左和極右二者都有強烈的反建制色彩，政策主張都較為極端（雖然方向有別），都不滿於現狀、反對建制派政黨和傳統政治精英，傾向顛覆或大幅改變現行體制和政策。 （相關報導： 岳健勇觀點：被誤讀的崛起─中國為何不是1914年的德國 ｜ 更多文章 ）

柏林在內的德國政治越發極化有著複雜的原因。移民問題及相關的族群矛盾是最直接的催化劑。二戰後數十年尤其冷戰結束後，大量移民從外國移居德國，其中大多數是非白人和非基督徒。移民在族群身份、宗教信仰、價值觀、語言文化、生活方式上與本土白人頗有差別，難免存在隔閡與矛盾。各族群上層更多享受到全球化的好處、相互較和諧相處，但各族群中下層則更可能因有限的資源而相互爭奪和衝突。德國雖因納粹歷史責任問題，格外壓制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但種族偏見和排外主義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於德國社會中。

雖然德國政府和許多非政府力量一直努力構建和促成多元和諧的社會，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表明看族群關係尚且和諧，柏林更是國際化的多元城市。但事實上柏林及全德的族群矛盾一直存在。例如基督徒、穆斯林等不同信仰群體，也存在顯著的價值觀和行為差別，雖能勉強和平相處卻並不能融合無礙。2015年前後至今許多難民的湧入，加劇了移民問題及族群矛盾。這也是反移民難民為主要口號的極右翼崛起的直接推動力。而少數族裔也更加向主張多元主義的極左翼靠攏。如本次勝選的左翼黨推舉的新市長候選人艾拉爾普即是土耳其裔。

而經濟不景氣同樣是民粹崛起和政治極化的動力。近年以來尤其新冠疫情發生後，德國經濟乏力、收入停滯，同時又失業率上升、物價上升。同時，德國政府又撥出巨額款項用於援助烏克蘭，雖有一部分民眾支持，但也引發許多生活困苦的德國人不滿，認為應優先用於改善國內民生。經濟不景氣也加劇了德國內部的階級矛盾與族群矛盾，主張本土國民優先、反移民反難民的聲浪越發強勁、得到更多共鳴和支持。

除了移民和經濟，還有許多或新興或陳舊的、或長期性或突發性的問題困擾著德國。比如近年性別矛盾日趨嚴重，男性與女性的價值觀、利益取向、訴求，分歧更多而共識更少。關於LGBT群體權利問題，德國不同價值觀的民眾同樣看法大相徑庭。對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的看法、對德國外交政策的主張，也撕裂了德國社會。而治安、住房、醫療、養老、育兒、交通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日常問題，許多弊病長期累積，傳統建制派政黨沒有什麼新鮮主張和突破性進展，也讓選民失望。

這樣背景下，激進民粹黨派較鮮明的顛覆性改革主張，如極左翼主張「公有化」部分房屋廉價租給貧困者，極右翼主張驅逐移民難民節約財政用於本土民眾，以及極左極右都主張的減少甚至停止援助烏克蘭等政策，就吸引了相當一部分人尤其較失意和痛苦者的共鳴和認同。在民主制度下，民眾對激進黨派和民粹人物的支持很容易就轉化為選票和席位，並逐漸改變柏林等地各政治勢力的力量對比、公共權力歸屬、官方的立場和政策。

激進民粹政治勢力的崛起和傳統建制派的衰退，對於柏林和整個德國都並不是好消息。激進民粹勢力雖然對當下德國弊病的批判很有力，但並不比建制派有更強的建設發展能力，其執政後往往並不能真正解決現有的社會問題，或在採取激進的、「拆東牆補西牆」方式解決了某些特定問題，卻付出更大代價、造成更多損害。 （相關報導： 岳健勇觀點：被誤讀的崛起─中國為何不是1914年的德國 ｜ 更多文章 ）

比如極左民粹大幅增加社會福利開支、增加稅收、部分房屋公有化等，雖短期改善了中下層生活狀況，卻難免增加財政負擔、損害經濟活力和效率，還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和資本外流，也會讓經濟更不景氣、更多失業及收入降低，民生更困苦。而極右民粹將一切歸咎于移民難民和少數族裔，其執政必然讓這些少數和弱勢者遭受不公和傷害。而且清除移民並不能真正解決各種弊病，還讓德國許多中低端行業更加缺乏人力，也會損害經濟民生。無論左翼還是右翼的激進民粹勢力，其政策都是短視、狹隘、治標不治本的。而且建制派的官僚主義、因循守舊、自私自利等缺點，民粹派上臺後也會逐漸如此墮落甚至更加嚴重。

雖然筆者對激進民粹勢力持較負面看法，對其多數政策不贊同，但也完全理解選民走向極化和支持民粹的動機。對於許多德國選民尤其中下層民眾，在沉重而痛苦的生活壓力下，又缺乏話語權、面對官僚和精英的自私傲慢，感到被拋棄和絕望，急於擺脫自己的困境，轉向支持激進民粹力量試圖改變現狀，乃至純粹為了打倒和噁心建制精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便他們都選擇並不明智。不應該苛責生活艱難、經歷不幸的平民大眾，不應要求他們必須「顧全大局」、考慮長遠、忍受種種痛苦，也不應簡單以「愚昧」、「極端」概括其選擇和貶損其人格。

同樣，對於極左的左翼黨和極右的AFD，也不應簡單標籤化為「東德共產黨餘孽」、「納粹繼承人」等簡化的汙名與否定，他們的崛起都有著客觀現實的原因。他們最多是利用了現實和民意，而並非靠自身一己之力煽動和洗腦了民眾。兩黨也都是通過民主程序和普選得到議會席位和參與政治，從制度和法律上也是合法的。

其中左翼黨雖繼承于原東德的列寧式專制黨「統一社會黨」，但經歷民主化後多年演變，顯然是合格的民主主義黨派，並支持民主和為弱勢群體發聲，不應再以幾十年前的淵源予以汙名和否定。本次選舉左翼黨得票超過基民盟和社民黨這兩大建制派政黨，也反映了部分民心所向。從統一社會黨1990年因專制統治和官僚主義而失去民心下臺，到2026年左翼黨為弱勢民眾疾呼和聚焦民生難點而獲得民心執政，也反映了激進左翼的反思和變化。當然，筆者對左翼黨的若干主張和承諾也並不持樂觀態度，只是支持其執政和做些改革嘗試。

而代表極右的AFD雖然其若干政策主張有違人權和公正，但也是民意的反映，也有客觀的得勢原因。簡單的「扣帽子」和否定，並不能遏制其發展，反而促成許多民眾逆反投票支持AFD，也讓建制派懶於反思和改變，越發不敵AFD。

面對政治和社會氛圍的極端化、激進民粹勢力的崛起，傳統的建制派政黨和社會精英需要更多的反思和改變，去以更積極有效的方式解決民眾面對的困難及合理的訴求。而如果傳統黨派和精英對現實確實束手無策，或並不真的關心平民大眾、也不肯為公忘私的大幅改革，那麼民粹和政治極化將越發嚴重而難以阻擋。

從現實看，由於德國和世界範圍內「身份政治」的盛行，不同族群、性別、階級、出身、觀念的人們按照身份站隊，相互對立，黨同伐異，德國社會的撕裂已很嚴重且中短期內難以逆轉。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少、分歧越來越大，衝突更頻繁和難以調和，這自然助長立場極端的民粹勢力的發展。而極端民粹反過來又刺激和加劇了衝突和撕裂。目前這種狀況看不到有改善的機遇和路徑。而本次選舉結果，則更加激勵了極左和極右激進勢力和民粹派，進一步加劇社會各群體的分化和政治極化。

不過，對於德國的未來也不必過於悲觀。如今的政治極化和社會矛盾，整體還是以和平方式呈現和進行，中短期內也不太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政治暴力。德國的民主體制同樣在近期仍然穩固而不致被極端勢力顛覆。人們仍然相對正常的工作生活。這比起二戰結束前乃至冷戰結束前戰爭、暴動、恐怖主義盛行的時候還是和平安穩的多。只是人們也要居安思危，在警惕激進民粹勢力對民主政治的危害同時，還要更加誠實認真的面對問題和檢討自身，促進人與人的理解與和睦，逐漸遏制政治極化及其背後的社會撕裂，緩和矛盾，讓國家得以長治久安。 （相關報導： 岳健勇觀點：被誤讀的崛起─中國為何不是1914年的德國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