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談的，其實不是蔣萬安，而是一個15歲的孩子。
台北市長蔣萬安長子錄取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的風暴，在過去數日非但沒有隨著當事人「放棄補助」而落幕，反而隨著國家最高監察機關的介入，正式升級為一場攸關「國家監察權、行政程序正義與兒少人權」的體制大戰。
但身為公共政策的評論者，筆者認為，監督權力不能消失，未成年人的保護也同樣不能消失。在面對此類某政治人物家屬取得公共資源的事件時，我們必須將問題一分為二。我們可以監督政治人物，但絕對不要把孩子變成政治的工具。
為了讓討論回歸理性，我建議我們必須共同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程序是否合法？
第二、利益迴避是否充分？
第三、孩子是否因此成為政治攻擊對象？
這三個問題，必須被嚴格地分開來看。
一、 誰受影響？—我支持監督，政治人物與公共權力都必須接受檢驗
首先，政治人物使用公共權力、使用公家資源，當然必須接受最嚴厲的檢驗。
在這起風暴中，台北市教育局主辦的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在全台北市僅有25個正取名額。這屬於高度稀缺的公共資源，其甄選資格怎麼訂？甄選怎麼做？利益迴避怎麼處理？身分是否據實揭露？程序是否透明？這些問題，都攸關著全台北市所有其他參與者、家長與市民的權益。
監督政治人物，沒有問題。當公職人員的關係人參與稀缺資源甄選時，不論其父親是否參與簽核，法定的身分揭露義務與利益衝突迴避，都必須攤在陽光下接受公眾檢驗。這是民主社會維持公平競爭的基石。
但問題是檢驗也要符合程序正義，監察院依法釐清事實、行使法定職權，本是其憲法職責，社會大眾理應予以尊重。然而，令人錯愕的是，本應作為國家法治守護者的監察院，此次竟然繞過了正式公文的常軌，罕見地以「直接打電話」的方式口頭向教育局調閱資料。國家機關之間的公文往來，是為了「留存紀錄、釐清權責、確保資訊安全」。一個涉及台北市長、利衝法、且攸關15歲未成年人隱私的敏感案件，監察院竟然採取如同坊間八卦打聽般的電話調閱。這種不合行政常理的粗暴手段，不僅讓第一線的基層公務員無所適從—在沒有正式公文主旨與法令依據的憑據下，公務員究竟該依據何種程序提供外洩可能違反《兒少法》的敏感資料？
然而或許是監察院意識到「口頭查案」的程序漏洞難以自圓其說，
二、 誰負責？—但孩子不是政治人物，孩子不該為父母的政治身分負責
然而，對公共資源與行政程序的監督，與對未成年人的人格攻擊，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孩子應該為父母的政治身分負責嗎？」
答案是：不應該。 （相關報導： 風評：蔣萬安的兒子VS.徐佳青的兒子 ｜ 更多文章 ）
民主社會可以容許政治立場的交鋒，但政治人物的孩子，是不是也必須承受同樣的政治攻防？當質疑的箭頭，從原本的「體制檢驗」，「歪樓」演變成對一名15歲未成年人全名、學籍、隱私的赤裸裸肉搜，甚至寄信去外國機構告狀獵巫時，這就已經超越了監督的邊界，而成了集體的政治霸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