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教育》「這關我什麼事！」成為日常：生活教育的警訊

「生活教育」並不僅止於生活習慣或環境整潔的指導，而是學生在日常中，學習群體共處、承擔責任與尊重公共規範時，要能逐步形成適切態度與能力的歷程。當這些能力缺乏時，學生以「關我什麼事」、「這是權利」來迴避自身責任。國民小學為基礎教育，它延伸了家庭教育，是指導生活教育的重要場域，同時它也是社會的縮影。以下為國小校園中關於生活教育的幾則日常情境。

上午7:50，學生魚貫地進入校園。走廊上隨處可見部分學生吃完，順手一丟的餅乾袋，很多人視若無睹地走過。此時，打掃公共區域的學生走過來：「為什麼是我要掃，又不是我丟的。」巧得是，教室內的A教師正要提醒學生，撿起位子旁的垃圾，學生大叫：「這關我什麼事，不是我的，不要叫我撿。」A教師最後自己撿拾丟棄。

一早的天氣仍為涼爽，教室內學生們鼓譟著要開冷氣：「很熱耶，可以開冷氣了，28度就可以開了，這是權利！」B教師搖頭說：「你們每次開冷氣後，都不把門關上，提醒多少次了？開冷氣就沒責任嗎？」在另一間教室，學生告知C教師，回收箱有牛奶瓶沒有沖洗，C教師多次請丟的人處理，得到的仍是一片靜默。C教師對著全班嘆道：「承認疏失改個過，很難嗎？千錯萬錯不要認錯，就沒錯？」

上課鐘響，D教師請學生繳回須家長簽名的試卷，一位學生臭臉走向教師：「老師，我媽和安親班老師說你這題扣我分，扣得莫名其妙。」無獨有偶，隔壁班E教師指正學生的不佳行為後，晚上描述情況傳訊家長，家長已讀後回傳：「好，知道了。」隔天E教師詢問狀況，該生回：「沒說什麼啊，就叫我早點睡。」

這些看似零散的校園事件，反映出學生越來越懂得主張自身權利，卻也逐漸缺乏責任感。換句話說，學生在意個人利益，卻忽略了對團體應有的承擔。這類情況在國小校園中，已不再只是偶發事件，而是逐漸成為日常的一部分。其背後所反映的，是人際互動、責任感與公共意識等生活教育面向，已難在學生的成長歷程中被充分深化；再加上家庭支持與教養功能的轉變，長期下來，可能使原本的教育問題，逐漸演變為更深層的社會問題，值得探討。

首先，歷經多次課程改革的國小教育，學習重心愈來愈集中在國語、英語、數學、資訊等科目。教學時數、評量頻率與各類學力檢測不斷增加，使學校與教師將時間與精力，多半投入在這些科目的學習表現上。而難以量化、需要長期陪伴與引導的生活教育，便逐漸被擠壓到邊緣，沒有辦法穩定而持續的實踐。

其次，教師被行政事務與評量工作占據過多時間。當教學現場必須不斷回應各項檢核、填報與評鑑要求時，教師引導學生生活教育的時間就被壓縮。學生該在團體中學會負責、尊重、愛護環境的生活教育，教師只剩零碎時間可運用，要如何能在日常中落實？

再者，家長身教與親子互動方式，也影響學生生活能力與責任感的養成。因為少子化關係，部分家庭對孩子採取較高保護與照顧的模式，學生缺乏試誤、更正、建立良好生活行為的機會。同時，部分家長因工作忙碌，將課後照顧與學習安排交由安親班協助，安親體系無法取代家庭功能。久而久之，學生以為成績表現就是學習重心，團體生活必須的公共意識、自我規範、責任感，就似乎不是這麼重要了。

如果生活教育可以在日常中自然發生，或是完全能由學校教育建立，那麼學生不會因為被要求撿起一張垃圾而感到委屈，也不會在面對錯誤時選擇沉默或推諉。當這些生活態度需要教師一再提醒、卻仍難以建立時，教育當局該思考的，不是一味要求教師「增能」，或持續以「生活教育融入課程」作為政策口號，這終究是本末倒置。

又，政策若僅以調整薪資回應教師的無力感，卻未正視生活教育斷裂的根本問題，除難以弭平教育現場的壓力，也是無視生活教育所發出的警訊。生活教育一旦式微，取而代之的，不是更自由奔放的學生，而是更習於推諉責任的個人。當「這關我什麼事」成為日常語言，我們所擔憂的，不只是第一線教師日益加深的教育無力感，而是社會裡最需要的公共責任感無法養成。 （相關報導： 點教育》好書易得，好老師難求？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