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任由壞蛆生長，就會壞了一缸教育好醬─論校事會議的制度霸凌

今年四月底，韓國總統李在明在國務會議上的發言，引發了教育界的集體憤怒。李在明以「不能因為怕長蛆，就把醬缸給砸了」為喻，批評老師為了避責而減少辦理校外教學。對此，韓國教師及教育工作者聯盟（KTU）發表嚴正聲明：去年束草郊遊事故判決出爐時，負責照顧的老師被判處六個月監禁，這讓教師感受到工作時必須隨時承受嚴厲的刑事責任這一殘酷現實，對於同時帶領數十名學生在難以控制的環境中活動的教師而言，目前的制度強加了「無限的法律責任」給教師。而這段跨海的爭議，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教育正陷入同樣的結構性恐懼。

近日一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揭開了「校事會議」機制下令人心寒的真相。新竹市一名教師因管教爭議，在未經充分調查、缺乏教育脈絡考量下，被校事會議判定有違失，身心受創，經過長達三年多的煎熬，歷經訴願及行政訴訟，法院認定調查小組不僅預設立場，更在訪談中打斷試圖證實老師用心的家長與學生，冷言回應：「今天不是要調查老師做了多少好事。」當制度只准許「找錯」而不准看見「專業付出」，這已非公正的調查，而是對教育工作者的人格謀殺。

從一樁樁申訴案件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校事會議的機制已演變成對老師的結構性暴力。極小的管教紛爭也要依考核辦法調查，幾個月甚至幾年前的事情也要逼老師自證清白，調查時禁止受訪談者錄音、加上調閱資料的刁難，整個程序充滿資訊不對等。更危險的是調查員心證影響過大，往往「外行審內行」，無視課室管理的實務難度及每個課堂的歧異性有多大，調查員一句「應有更適切之管教方式」，輕易就以全知視角判定老師違失。

無論是韓國教師的教育困境，還是台灣校事會議中被鬥爭的教師，這是一場對教師「制度性的集體霸凌」，而這個霸凌都走向同一個悲劇：當制度讓老師覺得做一百件對的事也抵不過一件可能被曲解的錯，老師只能選擇轉身離去。若我們繼續放任帶著惡意的蛆，肆意啃噬教育的專業基石，最終我們賠掉的不僅是一缸好醬，更是『台灣教育百年大計』這塊好不容易建立的品牌價值。

＊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秘書長、全教總政策研究員。​ （相關報導： 周平觀點：五一勞動節是台灣高教教師的階級覺醒契機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