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命運共同體」的開端：《記憶的紐帶》選摘（3）

2011年，我與Sandrine Marchand主編的《台灣，記憶之島》（Taïwan, île de mémoire）一書，在里昂出版。這本法文論文集，匯集了來自台灣、英國和法國學者的研究，旨在揭示台灣社會所特有的記憶動態之多元與豐富，展現台灣自1990年代初以來在身分認同方面的深刻變遷。

1990年代，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對於台灣本省人與來自大陸的外省人之間日益對立的言論頗為擔憂，認為有必要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實體，不受制於北京政權，於是在1990年代中葉推動了一項政策，旨在強化以台灣邊境線以內為範圍的國族社群理念，從而建構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使台灣民眾逐漸認識到這個島嶼社會是擁有豐富身分認同、蘊含島上各族群文化特色的「新故鄉」。這意味著擺脫該島歷史上始終以中國為中心的觀念。在這樣的政策下，台灣與大陸千絲萬縷的聯繫儘管仍被認可，但不應再成為建構國族身分的核心要素。李登輝的政策比其前任蔣經國在1977年推行的文化政策（「十二項建設」中最後一項為「建立每一縣市文化中心」）走得更遠，後者傾向於將台灣本土文化視為中國龐大文化母體的一部分，而李登輝則變更了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優先順序：台灣的文化、歷史和語言的優勢特色，不需要再看成是屬於中國的。

該理念的首次落實是1997年推行的教科書改革。新系列課本以「認識台灣」為名，反映了政府促進新一代與台灣家鄉建立深厚紐帶的願望。的確在此之前，台灣自身的地理、歷史及文化特色，在教材中所占的篇幅，遠遠低於漢人的故土中國大陸。

對家鄉的重視，也是民進黨在2000年代執政時推動的文化政策核心，並且確實有助於創造一種新的關於台灣的敘事，以抗衡一直以來由中國國民黨所推崇的敘事。血脈延續以及共同文化遺產的傳承，不再完全能夠證明台灣民眾理應被納入台灣和大陸為一體的「中華民族」。

要從這一歷史、文化和血統的母體中脫離出來，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國族認同的論述。因此，重點放在台灣的「文化和歷史主體性」上。台灣社會的獨特文化被定義為「海島文化」，是在與大陸截然不同的歷史進程中形成。儘管沒有否認中國和台灣人民之間存在民族和文化的相似性，但這類論述將中國敘事的影響縮到最小，同時強調台灣已構成一個完整國家所具有的主權實體。與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大熔爐相對的，是深深扎根於台灣土地的原生歷史文化，及其在島嶼整個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性。而漢族的文化傳統，也因此被視為只是台灣多元豐富文化當中的一個部分而已。

此外，台灣社會還被定性為具備「海洋文化」特點。隨著歷史上一波又一波移民潮而逐步建立，台灣「海洋文化」的特色在於凸顯台灣身分的一整套價值觀，對外開放和包容是其主要特徵。因此，「多元化」成為人們優先打造的社會格局的核心。理想情況下，國族身分應該以包容性的多元文化主義為特色，當中的每個社群都各得其所，又相互關聯，而台灣國家正在打造中，公民則被國族的歸屬感凝聚在一起。 （相關報導： 逮捕、審判、通往諾貝爾獎之路：《劉曉波─我沒有敵人》選摘（1） ｜ 更多文章 ）

重新定義國族身分，意味著必須以新的視角看待過去，進而質疑其具體表現形式，亦即各種紀錄和代表著台灣過去的那些物質化的事物。正如 Pierre Nora 及共同參與其主編的史學著作的諸多學者所指出的，它們構成了國族社群的「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émoire）。國旗、國歌、紀念碑、人物和歷史關鍵事件，所有這些都在新的政治和社會抱負的視野下，重新被審視。這一過程催生出全新的敘事脈絡，展示許多迄今為止島嶼上的集體發展軌跡，而這些是在過去的官方表述中，很少被呈現的想像、回憶和情感。

記憶追溯的這種多元性，正是2011年出版的《台灣，記憶之島》所試圖審視的。其中各篇論文，嘗試將記憶與構成當時台灣社會的各個「情感共同體」相關聯，這些共同體，因為各自的民族、乃至亞民族（例如族群）特性、專業偏好、政黨傾向或是世代歸屬等，而各具特色。當時，我們在嘗試辨識這些不同組成部分的獨特性時，所採用的方法旨在凸顯特殊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研究對象的分割，甚至是單獨界定他們的記憶對象，以便於觀察和分析。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反其道而行，希望能探索那些有助於通到過往的諸多聯繫。這一次，我們不想止步於共同體認同過程中那些區分人們、使人們分隔的要素；而是要走得更遠，去探究是什麼讓共同體之間，彼此形成關聯。

然而，當我們談及聯繫時，通常是因為意識到已經疏於聯繫或是斷了聯繫。人們在團結一致時，與環境、周遭、時代形成一體，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共生，而經常意識不到連結我們與他人的紐帶，因為這些聯繫已然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是構成我們本身的東西。正如「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的創始人英國心理學家John Bowlby 所言，「個體之間強而有力的持久聯繫是眾多物種的常規」，可見情感聯繫的必要性，這不僅是安全感的來源，也是快樂的來源。

當紐帶開始磨損、解體，人們或漸行漸遠，或爭執不下，或關係破裂，才會感到自己在消散、在分解。歸屬感只有失去時才顯得至關重要，它揭露了我們的缺失、我們的孤獨。那麼接下來，為了逃避異化，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重新編織聯繫，因為我們實在太需要他人了。人並非生來孤獨。人不是「自私基因」，恰恰相反，這種基因本是子虛烏有，將來也永不會有。與人聯繫，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它們讓我們更強大，而我們也終其一生不斷編織更多聯繫。

然而，聯繫也可能成為束縛、阻礙、壓力的源頭，導致人有時想要解開束縛，甚至完全擺脫糾纏。因此，蠻橫滋生、四處擴張的聯繫，更多地成為心理學家而不是如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等其他人文或社會科學學者的研究對象，因為它們觸及私密，觸及混亂而糾結的那一部分自我，情感在此喧鬧沸騰，並占據了我們原本拒絕給予它們的空間。因此，正因為「聯繫」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一概念常被排斥，很少有機會展示自己，少有關注。在過去二十年間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事物和生靈「從其生存的世界中被撕扯出來，變成了交換的對象」，而似乎本已失勢的「聯繫」，如今卻在「關懷」研究（care）、生態學、人類學，以及任何關注生存狀態的介入哲學中，重新成為研究熱點。 （相關報導： 逮捕、審判、通往諾貝爾獎之路：《劉曉波─我沒有敵人》選摘（1） ｜ 更多文章 ）

不過，我們在本書中的思考，尤其希望歸功於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這位在當下各種問題中仍然有強烈存在感的已逝學者，他的哲思充分給養了關於台灣這座後殖民島嶼的「關係詩學」（Poétique de la relation或poetics of relation）。在該視角下，他將「關係」視為基礎，視為本質，其重要性甚至優先於它所連接的種種元素，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起源點上認識到某種身分—關係。在格里桑的眾多論述中，我們在此只引用一句：「關係連接、（轉接）、講述」（la relation relie, [relaie], relate），因為這三個詞、這三個動詞，在我們看來承載著巨大的意義資源。

「連接」，或更確切地說，「重新連接」，是喚醒正變得鬆弛的聯繫，因為關係需要維護，需要關心和堅持。另一方面，根據格里桑的說法，「連接」也是相對，而非絕對，後者離群索居，自成一體，封閉在對外界毫無興趣的自我性之中，彷彿孤兒一般。「連接」還質疑了本地性與普世性之間的二元對立，也質疑那些認為前者會融於後者之中的看法。其實，當拾起千絲萬縷編結在一起的關係纖維，一切都相互交織、交纏，割斷繩結而不傷害彼此就不那麼容易了。聯繫可避免傷害，甚或是治癒傷害，聯繫會修復、縫合、療癒。

連接在點與點之間建立，但在關聯和綁定之前，必須首先準備好關係的基礎。因為創建聯繫不能缺少根基，不能不顧過去、不看未來，不能不加預備、毫無意圖。聯繫意味著兩個主體之間的關係，我們無法在此接受某一主導的主體俯視並支配某一被選定且物化的客體，以使其臣服。將關係的某一方客體化，這並非真正的關係性，它只會造成隔離、異化、切斷、強加、扭曲。客體之間不會與彼此建立關係。他們的命運是被分配，除非經由主體化的過程—也就是只有當他們成為能夠贈與、做出承諾，或者進行其他形式的自主交換的主體，否則無法轉化為具有連結意義的元素。 （相關報導： 逮捕、審判、通往諾貝爾獎之路：《劉曉波─我沒有敵人》選摘（1）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傅敏雅（Samia Ferhat）、蕭阿勤合編著作《記憶的紐帶：台灣的歷程》（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