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飢餓累積成「糧食關」：《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選摘（1）

一直到大饑荒的第一階段這個時候，我們三口之家都還不屬於主要受害者範圍。我們家有口糧供應，自家能活命，還能省一點給鄉下舅舅家。我記憶中沒給過姑姑家，小姑媽家條件很好，她是大隊書記不會餓肚子的，大姑媽家又太偏僻遙遠了。我們就把省下來的一點糧食帶給兩個舅舅家，幫助他們十幾口人熬過糧食關—「糧食關」是我們那裡對三年多大饑荒的俗語說法，意思是這是一道生死關口，過得去的，撿到一條命；過不去的，就進鬼門關。我的外祖母當時還健在，大饑荒一來，她是家裡第一個死的。她是主動絕食死的，說自己已經六十出頭了，能見閻王菩薩了，自己不吃可以為家裡晚輩省下一口糧食。

大舅舅家蠻悲慘的，那麼多孩子，先餓死了女兒。在中國歷史上，大饑荒一來，家庭要做出艱難的殘忍的選擇，那麼一點點糧食，給誰先吃？通常是讓兒子先吃，因為兒子要傳宗接代。大舅舅家死的兩個孩子都是女兒，這肯定不是女兒自己先要餓死的，一定是家庭的選擇。這個話不好講，太殘忍了。日本有一部基於地方口訴史的電影名片《楢山節考》，描述的就是這種生存壓力之下的拋棄親情選擇，可以稱之為家庭內部的犧牲決斷。

我小舅舅家的兒子比我大幾個月，叫亭寶。好幾天沒東西吃，他媽媽就抱著這個兒子哭，沒過大半天，這個瘦得不像樣子的亭寶，就在母親懷裡斷了氣，這是我親眼看到的。我跟他們家都很親，我小舅舅長得跟我母親很像，他哭的樣子，跟我母親哭的樣子一模一樣。小舅媽和我母親講了很多次同樣的話：那個時候，只要有一碗米湯，就能救活一條命。幾年以後，小舅舅家才生養了二女兒。其實，我兩個舅舅家死人的比例是比較低的，因為我家多少省下了一點口糧給他們，但這遠遠不足以支持兩個大家庭人人熬過糧食關。

大饑荒繼續在蔓延。有人可能會問，對於當時的普通中國農民家庭來講，如果斷了糧食，一、兩個星期就要餓死了，還能挺那麼久嗎？親歷過那三年多的人就知道，大饑荒是在全國不同的地方一波接一波連續發生的，持續了三年多。先死人的地方就是徵糧最狠的地方，徵糧最狠的地方就是幹部最狠的地方。苛政猛於虎，是歷史的慣例。在金寶圩裡農民幹的最可怕的自救行為，是把留下的大量種子給吃掉了，第二年嚴重歉收一定是經受更厲害的餓飯。所謂的「三面紅旗」期間，全國各地出了很多荒唐事。大躍進運動中為了大煉鋼鐵，把老百姓家的鍋和鏟子等等都沒收掉。宣城縣當時有個管農業的副縣長，姓劉，他女兒和我是宣城中學的同學。他沒受過什麼教育，至多是小學畢業的水準，但也努力要創造一個「敢說敢幹」的大躍進奇蹟。 （相關報導： 有毒的關係：《直通莫斯科》選摘 ｜ 更多文章 ）

他說，我們中國老百姓最愛吃豬肉，但豬只能長這麼大，水牛的體格大，但又不能吃，要保護水牛。於是他就推動在宣城全縣讓水牛跟豬雜交，說這樣長出來的動物，體格又大、又不吃糧食只吃草，肉又肥又多。結果自然是一場荒唐鬧劇。我還記得另一個幹部，沒到副縣長這個層次，他要搞大規模的植物嫁接，也搞得一地雞毛。當地山上有很多野水果，少數地方也有人工培養的蘋果和梨，這個幹部搞運動，要對漫山遍野的野果樹上進行嫁接。但是，沒有農業科技做支撐，七搞八搞，除了把原來能結果子的樹搞得半死不活，野生的果樹也沒有長出來奇蹟產物。

農村基層裡的這些千古荒唐事，都是大躍進運動的系列產品，層出不窮。有人在國外刊物上寫文章，只把大饑荒歸結於公共食堂，說一關掉公共食堂，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就消失了。但公共食堂只是毛澤東三面紅旗大故事其中的一段，前面已經有反右運動禁止內行人發言批評荒唐政策，然後有糧食統購統銷，中間才有公共食堂，接著還有禁止農民外出討飯和對資訊的全面封鎖。最終根源是毛澤東的極端主義大規模實驗，系列產品接連不斷。毛澤東極端主義經濟試驗中第一個被停止的東西是公共食堂；但是，大悲劇的根子不僅僅在食堂本身。

我父母節省了一些口糧帶給鄉下親戚，這無疑使我們家也受到了一點影響。大饑荒以前，我們家一天三頓至少有一頓桌子上有點葷菜，最多的是小魚乾，偶爾桌子上會有一點小米蝦和雞蛋，經常有煮爛的黃豆加綠豆或者泥豆，它們都是蛋白質的來源。我們家最重要的營養來自於黃豆和小魚乾，開始吃的是白米飯，後來有雜糧，和山芋乾一起做。但是家裡這時遇到了一件大事：我父親的身體明顯變差。現在我當然能解釋原因，他的營養不夠好，雖然沒到餓飯的地步，但肉食的營養沒了，雞蛋、鴨蛋也沒了，抵擋不住疾病的侵襲。

＊作者丁學良（口述）政治社會學家。出生於皖南農村。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國立澳大利亞大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及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一個紅衛兵的告白》（聯經出版，戴志勇整編） （相關報導： 有毒的關係：《直通莫斯科》選摘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