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激進派和保守派：《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選摘（2）

很多後來關於文革的報導文章和成本的作品，沒有區分紅衛兵和造反派對「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羞辱，以及他們受到不同待遇後面的深層原因。我所經歷和調查過的案例告訴我，這些區別是重要的，背後有非常深刻的社會原因，絕對不能用一刀切的辦法去解釋文革中對幹部的批鬥。那些被最嚴厲對待的，通常都是在文革前對本單位的群眾最狠的當權者。

早先那些以前受到打擊迫害的人沒有機會報復，現在有了。比如掛牌子就很有講究，如果本單位的人對這個走資派沒有特別的仇恨，就搞搞形式主義，就像新冠疫情期間各地搞核酸檢測一樣。造反派拿塊硬紙板，左右一個孔穿進繩子，把他的名字寫上，王某某、張某某，通常不能把他的名字打叉叉，如果用紅筆打叉叉，那對他就是政治上判了死刑，以後遭到的批鬥更狠。如果走資派不是被群眾特別的痛恨，就用軟繩子給他掛牌子，牌子很輕、繩子很粗，他脖子周圍不會受到傷害。如果他有強烈的民憤，那群眾在掛牌子上就有很多花樣技巧、折磨的辦法。戴高帽子也是一樣，如果你沒什麼特別的民憤，高帽子就很輕、通風、靠近頭皮的地方是軟邊的，不會嚴重傷害頭皮。戴高帽子的做法，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上就有榜樣，給地主們戴上高帽子遊街。

如果走資派的民憤很大，那給他掛牌子的群眾，就盡可能找一些比較重的厚木板。最花心思的，是套在他脖子上的大牌子兩邊的繩子。如果他的民憤到達中等程度，繩子就會很細，皮膚會拉破，汗水滲透進去會很疼。脖子的皮膚被拉破後，有人還會長蛆。如果民憤更大，群眾折磨他的手段就更厲害，不僅是脖子上掛木板，木板後面還裝個框框，鐵做的，很重。最殘酷的，是用一根很細的鐵絲套在他脖子上，不要說幾個鐘頭，十分鐘就受不了。根據他的民憤程度，高帽子裡面還會放進不同的東西，一層層的，裡面有樹皮或木頭，很重。民憤最高的走資派，頭上高帽子那層挨著頭皮的東西就不是軟的，是硬的。甚至套住頭皮的那個圈圈是鐵皮做的，真正把他的腦袋用緊箍咒紮緊折磨。這些對待走資派不同程度的細節，很多文章書籍都不會認真系統地寫。必須澄清的是，紅衛兵和造反派對待走資派的各種手段，根本不是一刀切一視同仁。

一九四九年以後，各種政治運動太多，一直沒有基本的法治和公正，中國社會裡積累了太多的衝突和仇恨。文革爆發了，民間的仇恨才有暴露出頭的自發管道。這是文革浪潮自下而上、洶湧澎拜的一個根本動力。那些社會上後來才參加革命造反組織的，文革以前多數是循規蹈矩、聽上面話的，是正規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會來找我們最激進的紅衛兵組織學習造反經驗，他們找的是文革以前那些五好學生成立的保守組織，人以群分。到了文革中後期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我們紅衛兵才知道，毛澤東現在開始發號指令，全國清理造反派隊伍，說造成社會大亂的都是階級敵人。毛真狠，他利用完造反派後，又反過來收拾這些激進分子。到了這個時候，文革自發自願的群眾運動階段就過去了。 （相關報導： 有毒的關係：《直通莫斯科》選摘 ｜ 更多文章 ）

毛澤東的文革之所以被西方左派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就是他們以為，毛是讓人民群眾自發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主導自己的命運。文革開始的時候，對紅衛兵運動的早期積極參與者，最大的靈感是聽到來自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的號召，要批判和否定「奴隸主義」！要知道，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份，紅色中國所有的學校包括校內的少先隊、團組織和黨組織，教育學生的政治讀物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那裡面的基本倫理，是讓你無條件地服從組織，聽本單位領導的話，反對領導就是反黨！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強化了這個倫理教條。全國學雷鋒運動，每日每時都在告訴每一個人，你們從小就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做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個人的自由選擇這樣一些人之本能，必須徹底滅絕。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青少年，每日每時都在這樣的洗腦過程中，你還會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嗎？文革一來，號召學生批判和否定「奴隸主義」，讓我們感覺，天下正在大變，一個嶄新的時代到來了！

對一些普通民眾來講，的確感覺到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從未有過的造反機會，可以自己組織起來，去打倒那些當權派。當時兩句口號最能體現這種精神，一句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北京的紅衛兵揪鬥劉少奇，就是喊著這句口號。但那時似乎沒有人想過，毛澤東才是皇帝。另一句口號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這是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喊出的豪言壯語。文革中的這兩句口號，讓普通民眾感到自己也敢把皇帝拉下馬；讓紅衛兵感到，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直到現在我對文革都不是全部否定，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因。

文革中小規模的群眾組織形成兩大派以後，各種資源就能被全面動員起來，原來的公家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拿出來用。比如，交通系統的兩大派各自可以把交通運輸的資源都拿過來，糧食系統的可以把糧食運來，供銷社等商業系統的能把日用品都拿來，醫療系統的能把藥品拿來。文革中的兩大派於是就形成了各自做主的兩個小社會。我們紅衛兵每天都要寫大字報、大標語，墨水、漿糊、紙張的消耗量很大。出門去貼大字報的路是很長的，我們還需要鐵筆、油墨、蠟紙、三輪車、自行車等等。特別是，每天得有伙食保障，出去串聯時才有接待站，我們在本地時是沒有免費伙食供應的。

如果沒有兩大派形成的擁有多種資源的動員機制，我們就很難維持下去，穩定的後勤供應是革命鬥爭的生命線。兩大派在意識形態上是對立的，鬥爭是火爆的，但相同的是，它們都有自己的後勤系統和指揮系統，有自己的總部基地。就像打仗一樣，每一大派成立了最高政治決策小組，不到十個人，安排文攻、組織武衛、專門收集情報資訊、專門到外地進行聯絡、專門負責衛生救護等等。越往後就越複雜，組織系統就越穩定。我們都是從軍事角度進行認真研討選址，非常擔心被對方刺探、襲擊，領導班子給端了鍋就完蛋了。兩大派都有自己的特別行動小組，就是設法悄悄摸進對方的基地，刺探情報，甚至綁架頭頭，作為人質。

＊作者丁學良（口述）政治社會學家。出生於皖南農村。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國立澳大利亞大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及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一個紅衛兵的告白》（聯經出版，戴志勇整編） （相關報導： 有毒的關係：《直通莫斯科》選摘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