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歷史一個人─走出文化大革命：《中國的豐裕時代》選摘（1）

戰爭、瘟疫、飢荒與其他危機，往往是人類歷史劇變與轉型的轉捩點。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一般認為，這場大瘟疫改變了受災社會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也重塑了全球的地緣政治格局—例如西班牙經濟與政治強權的衰落—並進一步動搖人們的世界觀，最終催生了文藝復興。

一段歷史：走出文化大革命

二十世紀的經濟繁榮，同樣可追溯至深刻的經濟與社會動盪。其中一例，是美國在1920年至1970年間的「大躍進式」經濟成長；另一例則是歐洲在二戰後展開重建，並迎來經濟起飛的繁榮時光。

談到美國的高速成長時期，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特別點出該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大事件：經濟大蕭條與二戰。經濟大蕭條與二戰都直接促成了美國的「大躍進」。若非大蕭條，恐怕就不會有《國家工業復興法》（NIRA）與《華格納法》（Wagner Act）。這些法案推動了工會化，並直接或間接促使實質工資大幅上升，同時縮減了平均每週工時。

對中國而言，歷史轉捩點則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終結。這場群眾運動自1966年至1976年，長達十年，占據毛澤東自1949年掌權以來超過三分之一的統治時光。文革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持續革命」與自我毀滅的模式，這場往往伴隨暴力的運動摧毀了國家機器與官僚體系。中央政治局與中央委員會的職能被架空，一個名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機構取而代之，成為北京最具權力的政治核心。從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不到兩年的時間，全中國二十九個省級政府便全數被「革命委員會」取代。

這場政治清洗規模極大且執行徹底。到了1968年，中央委員會將近四分之三的正式與候補委員都被撤換或受到批鬥。1969年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委員會中，279位成員僅有53位是從上一屆保留而來，比例不到五分之一。許多曾與毛澤東並肩推翻舊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層官員，最終反而成為毛澤東革命的犧牲品。毛澤東指定的兩位接班人，一位因拘禁期間缺乏醫療照護而死亡，另一位則在蒙古發生飛機墜毀事故身亡。許多人遭受肉體虐待，其中有人被活活打死，更多則在群眾批鬥與遊行中蒙受公開羞辱。

文化大革命對本已失衡的經濟造成致命衝擊，進一步加深經濟停滯與全面社會混亂。計畫經濟與人口激增已造成消費品供應不足，而文化大革命使短缺問題更加惡化，城市糧食配給不僅更加普遍，而且管制更趨嚴格。由於就業機會嚴重匱乏，政府將多達1,800萬城市青年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場長達十年的階級鬥爭，也徹底撕裂了社會結構：民眾與官員對立、學生與教師對立、兒女與父母對立，甚至鄉間鄰里亦相互猜忌。在這場革命中，數千萬人遭受迫害或牽連，並有數百萬人因此喪命。 （相關報導： 想找一個國度，沒別的人認識我：《那些日子，我一直想要變得更好》選摘（2） ｜ 更多文章 ）

當動盪的十年隨著毛澤東逝世而告終時，中國人已徹底迷惘、失望且筋疲力盡。他們渴望改變、渴望富足的物質生活、享有更穩定的社會和基本的人性尊嚴。他們內心深處的動力，是深刻的恐懼。正如威廉．歐弗霍爾特（William Overholt）所述：「人們陷入深度絕望；他們害怕社會全面崩潰，更擔心家庭無法果腹。只要認為領導人可信，他們便會願意追隨，即使帶來非比尋常的社會震動也在所不惜。」他進一步指出：「普遍的社會恐懼，促使領導人勇於承擔巨大風險，而人們則支持這些領導人，即使必須承受原本難以接受的社會壓力。」

隨後引領中國走出文革廢墟的鄧小平，也曾如是總結：「文革看似壞事，卻最終變成好事。它促使人們開始反思，意識到存在的問題。我們能在1970-80年代推動諸多政策，正是因為從文革中吸取了教訓。」文化大革命是個歷史轉捩點，「它是糟糕的時代，但也從中誕生了一個更理性、更繁榮，或許會在未來更民主的中國。」

一位人物：鄧小平

對中國而言，文化大革命也為那位引領中國走向繁榮時代的領袖鋪設了舞台。若說文革是歷史的轉捩點，那麼鄧小平便是中國的幸運。作為一位兼具遠見、決斷力，以及無與倫比政治經驗的領導者，鄧小平是歷史上獨一無二且無法複製的人物。鄧小平的卓越，既不在於他親自推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動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與農業成長，也不在於他事先預見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使中國在1980至1990年代初成為出口大國。他真正的貢獻，在於沒有阻撓這些自下而上的自發舉動。相反地，他深知這些草根實驗的價值，並在關鍵時刻給予支持與介入，允許並引導這些試驗逐步擴展。他以獨特而開闊的世界視野理解中國，而這種視野，無論是他的前任還是繼任者都不曾具備。

鄧小平能夠形成這樣的世界觀，與其獨特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他和毛澤東一樣，年少即投身革命，參加長征，並指揮革命軍取得勝利，其共產黨員的資歷毋庸置疑。但與毛不同的是，他15歲便遠赴法國，在當地生活六年，隨後又在蘇聯待了一年。這些塑造人生觀的早期經歷，很可能使他形成了毛澤東等人所無法具備的世界視野（畢竟毛澤東直到50歲才首次離開中國）。鄧小平在中共黨內的政治生涯同樣波折重重，他曾三度遭到整肅，最後一次距毛澤東逝世僅數月之遙，當時他的所有職務被悉數剝奪。在文革期間，他一度被下放至偏遠省份的拖拉機廠勞動，並被冠以「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罪名。那四年間，他在照料受自己牽連，遭到批鬥而於大學跳樓致殘的長子時，不斷思索著中國的未來。

中國有鄧小平，之所以是件幸事，不僅因為他具備信念與決斷力，更因為他同時擁有無與倫比的政治經驗與治理能力。正如傅高義（Ezra Vogel）在《鄧小平傳》中所言：「當時恐怕沒有任何人能像他一樣，同時兼具權威、深厚而廣博的經驗、戰略眼光、自信、人脈，以及政治判斷力，能帶領中國完成轉型，並取得與他相近的成就。」在同輩領導人之中，鄧小平與毛澤東以及中國首任、同時也是任期最長的總理周恩來關係最為密切。文革前，他曾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分主持黨務；而在1970年代中期、毛澤東逝世與鄧最後一次被打倒之前，他又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協助處理國內經濟、軍事重整與國際事務。

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其他領導人能像鄧小平般同時兼備如此地位與經驗。有遠見的人往往欠缺政治手腕，而有政治手腕的人又缺乏遠見與決斷。鄧小平精熟的知識、廣泛的人脈與高超的政治技巧，使他能夠建立同盟並善用代理人。他對權力的掌握極為自信，甚至在1979年初以中國最高領導人身分訪美、推動中美建交時，仍甘於以「副總理」的名義出訪。然而，要引領中國走出社會主義，並非鄧小平一人所能獨力完成。文化大革命的毀滅性後果，反倒給了他契機去凝聚同盟、團結社會。

中國能夠邁入驚人的繁榮時代，仰賴三項歷史條件：其一，是一群願意並有能力辛勤工作的人民；其二，是一段創傷性的十年動盪，使人們渴望回歸常態，並願意妥協與索新路徑；其三，是一位具備地位與手腕的領導者。三者缺一不可，只要有任何一項不具備，中國此後四十年的歷史都將截然不同。而這三項條件，如今早已不復存在。

＊作者王豐，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校區社會學傑出教授，首位當選意大利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華裔人文社會科學學者，2024年古根漢學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的豐裕時代：起源、崛起與餘波》（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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