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懋勤殿到牛津書庫，那張估價80萬的印刷品：《康熙的紅票》選摘（1）

二〇一九年北京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出現了一張康熙時期發去歐洲的諭令。拍賣時的名字是《康熙帝寄西洋眾人諭》。這件拍品不是康熙親筆諭旨，而是一份印刷品，寬三十九公分，長九十三公分，於一七一六年由康熙內務府以公開信形式印刷出來，命廣東官員發放給歐洲來的商船，讓他們帶回歐洲。這份公開信印刷出來呈朱紅色，歷史上又稱「紅票」，英文世界稱為「RedManifesto 」

紅票內容用漢文、滿文和拉丁文三種文字印出。其中漢文部分內容是：

武英殿等處監修書官伊都立、王道化、趙昌等字，寄與自西洋來的眾人。我等謹遵旨於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龍安國、薄賢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陸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數年，不但沒有信來，所以難辨真假。又有亂來之信，因此與鄂羅斯的人又帶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時，事情都明白之後，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無真憑據，雖有甚麼書信，總信不得。因此，唯恐書信不通，寫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廣東巡撫院印，書不封緘，凡來的眾西洋人，多發與帶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文字的內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歐洲陳述一個事實，說他在一七〇六年（康熙四十五年）和一七〇八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兩組人到西洋去，現在人都沒有回來。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傳回來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並沒有正式文書寄回。

這是一封印刷品，按理說價值不大。但拍賣前，拍賣行給出的估價是七十萬到八十萬元。拍賣行估到這個價位，顯然是做過功課的。在拍品介紹的底部，提到紅票只在歐美十來所圖書館有館藏，在中國與香港、臺灣尚未發現過該票，在華語地區是第一次出現。 （相關報導： 摩天嶺俱樂部：《摩天嶺俱樂部》選摘（1） ｜ 更多文章 ）

紅票受到關注，也是近二十年來的事。長期以來，紅票裡面提到的「事情明白之後」是什麼事情，康熙為什麼發這張紅票到歐洲，都是個謎。因為大清所有官修史書都沒有提到過這張紅票，與之相關的事件也完全沒有記錄。二〇一一年牛津大學圖書館中國古籍部主管大衛・海利威爾（David Helliwell）在網上分享了一段他與紅票的故事。海利威爾說，早在一九七〇年代，他就在牛津一座書庫中看到過一張紅票，當時是捲起來和一個木板綁在一起的。上面只是簡單有個庫存編號，也就表示前任館員們都不知道這張紅票的歷史，不知道應該把它歸到哪裡去。當時海利威打開看後也沒有頭緒，又把它原封不動放回了原位。直到一九九二年，他去參觀法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時候，展出的一張紅票讓他回想起十幾年前在牛津書庫裡見過的那張。展出中，關於紅票的簡單歷史脈絡已經被法國國家圖書館館員整理了出來。海利威爾回去後，很快就找到了牛津書庫中的那張紅票。當他再次把捲起來的紅票打開，給紅票做相應的索引介紹的時候，發現紅票背面有很淺的鉛筆印記「F. Douce 」。海利威爾說這表示紅票是古籍收藏家法蘭西斯・杜斯（Francis Douce，一七五七︱一八三四）捐給牛津的，也就是說這張紅票在牛津書庫裡放了一百多年，一直沒人知道其來歷背景。海利威爾把他發現這張紅票的經歷寫出來發到網上，很快收到世界各地發來的消息，告訴他還有哪些地方也藏有紅票。經過統計，現在世界各地有十八張紅票，它們是：

1. 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慕尼黑

2. 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沃爾芬比特爾

3. 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沃爾芬比特爾

4. 柏林國立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

5.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6. 大英圖書館，倫敦

7. 大學圖書館

8. 倫敦木版基金會

9. 法國國家圖書館，巴黎

10. 萊頓漢學研究所

11. 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梵蒂岡城

12. 斯德哥爾摩皇家圖書館

13. 利瑪竇研究所檔案館，波士頓學院

14. 印第安那大學禮來圖書館

15. 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16. 東京私人收藏

17.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

18. 格拉斯哥大學亨特圖書館

看到紅票而不知其來歷的不止牛津的館員，近現代清史大家陳垣先生也不知道紅票相關的歷史。清朝滅亡以後，很多北京學者都在搶救宮內的各種文物資料。一九三〇年二月，陳垣先生在故宮的懋勤殿，發現了三份康熙手稿。手稿上能看到康熙在文字上的各種親筆塗改，其中一份就是紅票漢字部分的草稿。由於清史中沒有記載，當時國內學界也不知道紅票的存在，陳垣自然也就無從知道這張草稿背後的故事。草稿上修改後的文字和紅票上印刷出來的漢字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草稿上沒有標注日期。

陳垣為此費力多方考證，透過文字中提到的俄羅斯人等資訊斷定這份草稿的時間是在康熙五十六年，與實際時間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差無幾。不過陳垣知道這封手稿定有其歷史價值，在他整理故宮文物的前後數十年中，還發現了其他十二份康熙時期與歐洲相關的手稿，結合當時出版的各種西方教會材料，他已大概看出了事件的脈絡，就是康熙與羅馬教廷有著長達十五年的往來磋商。他把發現的十三份原始手稿集結起來，由當時的故宮印刷所影印成了一本小冊子，取名為《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發現手稿的懋勤殿在乾清宮旁邊，最早是康熙的書房。這些手稿大概在康熙朝後，就一直放在那裡。大清歷朝史官有沒有翻看過不得而知，但是已知的是乾隆年間，在朝廷編訂的《皇清職貢圖》中，說到羅馬教皇一節（原書中稱教化王），就已經不知道康熙與羅馬教皇曾經互派過使節，有長時間的往來磋商了。 （相關報導： 摩天嶺俱樂部：《摩天嶺俱樂部》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孫立天復旦大學歷史系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博士。現為獨立學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方清朝》（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