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之目標在於深入探討現代國際政治思想（mod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的發展進程以及理論涵義。其研究對象乃是近代國際社會的規範體系之形成與影響，包括國家之間在和平時期的交流互動原則、衝突與戰爭的法則，以及在民族獨立自決運動後已經不復存在的殖民主義等議題。
在當代學術領域的分工上，這些主題大部分歸屬於現代國際法的研究範圍。然而，「國際」（international）一詞的出現實際上相對較晚，是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在1789年於其影響深遠的著作《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所首先倡議的新名詞。邊沁主張用「國際法理學」（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來取代他認為用詞已經過時的「萬民法」（jus gentium; law of nations）這個傳統用語。他指出：「必須承認，“international” 這個字是一個新造詞；但……它被設計來以更明確的方式表達那一向以『萬民法』為名的法律分支：這個名稱如此缺乏特性，若非習慣使然，它反而會讓人誤以為是在指內部法理學（internal jurisprudence）」（Bentham, 1996: 296）；所以他主張，應以「國與國之間的法律」此種明確的概念來取代語意模糊的「萬民法」。在他的影響下，第一本以「國際法」為標題的專書，則是惠頓（Henry Wheaton）在1836年所出版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書（cf. Wheaton, 1936）。
然而，筆者並非國際法專家，本書也不是現代國際法的歷史教科書。本書的主旨是基於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的分析角度，探究現代國際社會規範的形成脈絡與變遷，著重分析思想家所運用的概念範疇與相關的思想資源，以及不同理論系統所預設的人性論與政治社會秩序觀。事實上，在邊沁提出前述的概念變革（conceptual change）之前，「自然法」（natural law）與「萬民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價值觀念，在分析現代國際政治思想史之前，應予以簡單的回顧。
「自然法」可以上溯希臘城邦關於自然、法律與習俗之理論，而斯多葛（Stoics）學派則在城邦體系瓦解後，基於「世界國家」（cosmopolis; world-state）的觀點討論自然法，強調其普遍性與永恆性，適用於整個人類社會（cf. Friedrich, 1963: 13-34; 鄧特列夫，1984: 11-27）。羅馬繼受了這些哲學思潮，並落實在其法律體系與思想中。與自然法並行的，則是羅馬所創設的「萬民法」，意指適用於不同國家民族的人民間之法律，而與僅適用於羅馬公民的「市民法」（jus civile）或國內法相對。萬民法最初是用來處理與外國人之間的民事商業糾紛，並設立「外邦人法官」（praetor peregrinus）來裁決。後來逐漸發展成全人類的共同律法，突顯其羅馬帝國跨越國界的普遍性。雖然這與現代「國際法」的性質仍然有異，但羅馬萬民法仍在實務上為不同國家的人們提供了一套共通的法律規範（cf. Nussbaum, 1947: 16-22; Neff, 2014: 44-49; Pitts, 2018: 18-19）。
羅馬帝國衰亡之後，中古歐洲千年之間，萬民法與自然法仍然繼續發展（cf. Grew, 2000: 37-133; Nussbaum, 1947: 22-51）。根據聶夫（Neff, 2015: 63-67）的分析整理，可以區別出三種基本取向：「替代論」（substitution theory）、「二元論」（dualist theory）與「流衍論」（emanationist theory）。三者的差異，主要在於它們對萬民法與自然法之間關連程度的觀點有異。
「替代論」認為萬民法是自然法在墮落的人類世界中一種次等替代品。這一學說受到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的影響，認為原本純粹的自然法在伊甸園中就已存在，但在人類墮落之後，必須以較低層次的萬民法作為現實世界的替代品。這種觀點主張即使自然法未能全面實現，萬民法仍可提供一定秩序，但其地位低於自然法。「二元論」則主張萬民法與自然法是兩套本質上獨立的法律體系，萬民法是人類自由意志的產物，應用範圍主要涉及國與國之間的行為，如戰爭、締結條約、外交等；而自然法則規範個人行為，如自衛權、婚姻、與家庭。代表人物如西班牙主教依西多祿（Isidore of Seville, cr. 560-636），他認為自然法是內在且普遍的，而萬民法則是因多數國家共同實踐而形成的人為制度。二元論強調兩者在起源和適用領域上皆有明確區別。最後，「流衍論」則主張萬民法是從自然法的理性原則推演而來。這種看法體現了歐洲中古後期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嘗試結合神學與亞里斯多德哲學。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是這一立場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主張自然法包含基本原理，而萬民法則是人類以理性從這些原理中推論出的具體規則。「流衍論」強調兩者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連結，因此萬民法不可能與自然法矛盾牴觸。
換言之，「二元論」主張自然法與萬民法內容不同，並給予人類較大自由運用意志制定萬民法；「替代論」與「流衍論」則認為萬民法本質上從屬於自然法，只是前者允許內容有所不同，後者則堅持兩者基於理性應有邏輯的一致性。本書以下之分析將顯示，現代國際政治思想對於萬民法與自然法關係的理論分析，受到「二元論」與「流衍論」的影響較大，「替代論」的基督神學意味太濃厚，不易在現代世界的多元情境中發展。
另外一個相關的思想史線索乃是「自然法」的概念歧義：“natural law” 在拉丁文中可以有 “lex naturale” 與 “jus naturale” 兩種涵義，後者在中古後期到近代早期發展出「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概念。White（2019）指出，在古典拉丁語中，“jus” 與 “lex” 這兩個詞的基本意義都是「法律」。然而，在羅馬法學家的傳統中，“jus” 通常用來指稱法律本身，或是整套的法律制度，所以「自然法」、「萬民法」與「市民法」都是運用 “jus” 一詞。不過，在西塞羅所代表的人文主義哲學傳統中，則用 “lex” 一詞來指涉內在於自然中的最高理性，它命令人們當做應為之事，禁止人們做不應為之事。
中古後期當多瑪斯嘗試調和哲學上對法律（“lex”）的理解，以及法學家們對自然法（jus naturale）和萬民法（jus gentium）所提出的各種理論時，多瑪斯將 “lex” 與 “jus” 重新加以區別。對多瑪斯來說，“lex” 基本上延續了西塞羅早期哲學意義上的用法，意味理性意義上的法律以及各種法律的具體形式，包括人為的成文立法。相對地，在多瑪斯的理論中，“jus” 與 “justum”（正義之事）劃上了等號，並且單獨處理。所以，在《神學大全》中，“lex” 與 “jus” 是分開處理的：前者在法律論（ST. 1a2e，問題90-97），後者在正義論（ST. 2a2ae，問題57）。
這個架構的改變，將產生深遠影響，因為 “jus naturale” 將逐漸由多瑪斯所主張的作為正義之客觀準繩，轉化為主體的道德能力，通過中古後期複雜的思想史發展，產生現代的自然權利觀念（Brett, 1997; Tierney, 1997）。傳統上，西方由古典「自然法」到現代「自然權利」的發展，被理解為是通過美國與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價值創新而完成的（cf. 鄧特列夫，1984: 44-60；蕭高彥，2020: 330-361）；然而，本書的分析將證成，殖民主義論述也是 “jus naturale” 發展成現代「自然權利」概念的重要舞台。由於至霍布斯才明確區別「自然法」與「自然權利」，本書為了論述的清晰，在分析霍布斯以前的思想家討論 “jus naturale” 時，盡量運用「自然法權」一詞，以別於「自然法」（lex naturale）。
最後一個值得回顧的思想史線索是中世紀的「義戰」或「正義戰爭」（just war）的觀念（cf. Neff, 2014: 67-72; Grewe, 2000: 106-113），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奧古斯丁的義戰論。他主張，只有出於正義理由（just cause）的戰爭才是可被允許的，因為義戰通常是指為了彌補一種不義（injustice）而發動的戰爭，例如當一個國家未懲罰其臣民所造成的不義，或拒絕歸還其不正當奪取之物時，就必須受到懲罰。換言之，戰爭的正當性必須建立在對方曾犯下某種不正義行為，或造成損害的基礎上。戰爭只是用來維持或恢復和平的手段，而「和平」在奧古斯丁的理解中，是「建立在正義秩序之上的安寧狀態」。因此，正義戰爭還必須包含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正當意圖（right intention），沒有這種意圖，戰爭就不可被允許。奧古斯丁的思想被納入教會法的法令集，而依西多祿則將義戰簡潔地定義為：「正義之戰，指的是經過正式宣戰程序並為了取回被奪財產或驅逐敵人而發動的戰爭。相反地，不義之戰則是出於憤怒而非正當理由所發起的戰爭」。而在多瑪斯的義戰論中，他在奧古斯丁所提出的「正義理由」與「正當意圖」外，還強調只有權威君主（auctoritas principis）才能發動戰爭，完成了中古義戰論的基本架構。 （相關報導： 徐勉生觀點：看清國際政治的黑暗面 ｜ 更多文章 ）
＊作者蕭高彥，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合聘特聘研究員，以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現代國際政治思想史論上冊：自然法與古典萬民法的形成，十六—十八世紀》（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