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平衡」與「意志性萬民法」：《現代國際政治思想史論上冊》選摘（3）

布丹所提出之主權概念，直接影響到萬民法的基本結構，而本書所爬梳的主要線索乃是主權國家之間可建立「意志性萬民法」。這個概念基於格勞秀斯用「意志」或「同意」來界定萬民法的基礎，而與自然法權的正義觀有所區別。雖然霍布斯與普芬道夫加以否定，但是通過沃爾夫的重新引入與瓦特爾集大成之努力，萬民法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通過彼此承認、協調，並藉由條約、外交儀式以及正式戰爭規則的建立與人性化，形成了基於主權國家意志的規範架構。在這個意義上，從格勞秀斯開始，意志性萬民法成為一種實踐性的法秩序，其要旨在於維持歐洲列強之間的有限戰爭秩序，並尋求戰後的和平建置。

另外一個重要的概念發展，則是「權力平衡」的政治藝術。此藝術發源於十六世紀義大利麥迪奇家族面對歐洲諸強權所發展出的求生之道，發展出馬基維利主義與國家理性論。後經真蒂利的引介，而在瓦特爾的萬民法理論中，得到完整的重構，成為歐洲萬民法運作的國際政治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在理論層次完成了自然法、意志性萬民法，與國家理性論榫接的艱鉅課題，並形成了完整的歐洲國家的集體安全論。

意志性萬民法與權力平衡，則形成了西發利亞體系（亦即歐洲中心主義的國際體系）之構成原則。這些規範原則看起來具有普遍適用性，但無論是主權「推定」的意志性萬民法或在國際權力場域中必須平衡的力量，均僅限於歐洲國家（cf. Alexandrowicz, 2017: 170）。換言之，亞歷山德羅維茲所謂自然法時期具有普遍性的萬民法之理論主張，實有疑義（cf. Grewe, 2000: 465-466），因為其所形成的並不是普世的法權秩序，而是歐洲中心主義的自我普遍化。

在西方現代國際思想發展過程中，產生兩個具有普世主義色彩的概念—「人類大社會」以及「原始財產共有」，前者源於古典斯多葛主義，後者則源於基督教義。然而，細究其理論之運用，都有特殊性的目的。格勞秀斯的狹義法權以私有財產為本，但是卻運用「原始財產共有」為「衡平」之原則，促進在私有財產世界中所不可或缺的公共財，亦即「無害使用權」與「緊急使用權」的法權基礎。而在真蒂利的萬民法論述中，更可見以「人類大社會」、「天下一家」之理念，通過「高尚性」概念，證成了「懲罰」戰爭。維多利亞的「全世界」於此亦然。

在規範價值的層次，現代萬民法體系產生了「正義」與「安全」兩種核心的價值。表面上看起來，經院哲學或神學派強調正義與回復損害的「義戰」，將自然法作為衡量政治權力正當使用的標準；而人文主義或國家理性論者，則強調安全，並環繞著恐懼、自我防衛，以及先發制人的戰爭來維護自身的安全，這也正是塔克（Tuck, 1999）的核心主張。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從全球政治經濟退卻中的歐洲 ｜ 更多文章 ）

然而，本書的分析顯示出兩種價值辯證發展的不同面向，因為即使在維多利亞的義戰說中，他也從未忽略安全的考量。只不過，當霍布斯正式標舉出國際社會乃是一種「自然狀態」時，綜合了從維多利亞、真蒂利以降已經清楚認知到在現代主權國家之上，沒有更高的政治權力可以排難解紛，所以國家的自保以及損害賠償等，都不可能迴避戰爭的手段，而瓦特爾則基於國際社會的「自然狀態」說，克服了霍布斯的「戰爭狀態」論，並正式將這兩種價值結合起來，形成完整的萬民法體系。

自啟蒙時代起，對此種主權國家間之戰爭與和平建置為中心的國際政治思想產生批判的聲浪，「永久和平」的理想以及如何將之落實，成為聖皮埃爾、盧梭，以及康德所致力完成的理論目標。特別是康德身處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共和意識普遍昂揚的時刻，他運用「暫時法權」以及「許可法則」兩個特殊的理論機制，創造出一種改革政治論述，能夠在開明君主或國家領袖的「道德政治」領導下，基於對不符合正義現狀的暫時接受，但又能受到公開性原則的約束，遵循實踐理性道德律令的引領，在內政上朝向共和憲政的國家體制而在國際社會則邁向國際聯盟所帶來的永久和平之正義目的而行。

現代萬民法第三個理論特色是基於一種非對稱性（asymmetric）的自然權利概念，並發展出完整的殖民法權論述。現代自然法由中古時期「理性的自然秩序」走向「個人主體性」的自然權利論述。個體被想像為天生擁有生命、自由與財產的主體，而國家權力的正當性則基於保障這些基本權利。然而，在實踐上，自然權利論所塑造的主體，是具有特定自由與權力（亦即理性計算、文明溝通、經濟行為，與政治組織等能力）的歐洲人；其它文化中的人群，則往往被視為尚未發展出自律能力，因而無法平等的進入由社會契約、主權建構乃至萬民法所體現的秩序之中。

這種邏輯所形成的非對稱性自然權利體系，在維多利亞所提出的「自然的社會伙伴與交往」命題中，推導出行旅遷徙、選擇居所、貿易通商，乃至共享共同財產的權利；而且受到阻礙時，就構成「被拒絕的權利」，成為發動義戰加以懲罰的理據。本書也仔細分析：格勞秀斯在此基礎上，擴大解釋羅馬法的「無害使用權」與「緊急使用權」，將之系統地運用在對殖民主義的證成上。其他如真蒂利的「無主地占有說」，以及後來洛克的「農耕論證」，都是因應不同時期的實務需要，為殖民主義建立理據。安德森（2018: 77-80; Anderson, 2020: 7-10）則整理出溝通（交往）、懲罰、占有（移民），與生產等四個殖民主義的法權核心概念。此種的思考模式，一直到普芬道夫、沃爾夫，以及康德才產生比較深度的道德意識，批判當時歐洲的殖民主義。

最後，歐洲古典萬民法始終蘊含著某種階序化的文明論述。在最早期薩拉曼卡學派的論述中，由於奠基在亞里斯多德主義之上，所以雖然比起同時代西班牙人文主義者更能以具有人道精神的方式處理美洲原住民事務，但是仍然沒有辦法完全避免基於「現實」與「潛能」的哲學範疇化對立所產生的非對稱性結果：將印地安人視為「自然之子」，認為他們雖具有自主與理性之潛能，但尚未完全發展，必須通過適當的教化，才能使他們發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此觀點左右了殖民主義的「文明化論述」。

值得注意的是，格勞秀斯力主「對等正義」，反對亞里斯多德的分配正義論，也放棄了目的論；然而，格勞秀斯在探索戰爭的規範是否能人性化時，還是提出了「基督教（歐洲）國家」、「其他文明民族」與「野蠻人民」三重區別，形成了現代國際法的三重結構雛形。而其中的「野蠻人民」與「文明民族」之二元對立，更在瓦特爾的系統中，基於當時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歷史社會學分析，發展成「原始未開化」（savage）、「野蠻」（barbarian），以及「文明」的三重範疇。瓦特爾還深入探討了歐洲國際社會的「邊際」法權議題，包括對人類普遍社會的敵人（歐洲之內的「和平擾亂者」以及外部的好戰之「怪物」）從事殲滅式的非正規戰爭，以及運用洛克式農耕論證以證成美洲的殖民法權。其理念直接影響到十九世紀以後帝國主義論述的發展。

在闡釋以上基於當代思想史分析所得的理論涵義後，再反思前述特維斯以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的軼事，所反映十九世紀國際公法建立的「格勞秀斯為現代國際法之父」與「西發利亞體系奠定現代國際社會基石」史觀，則或許也可以不必將之視為一種「預期敘述」（prolepsis），而是歐洲國際法在學科建制時所必須創造的知識性神話，作為後設規範（meta-norms）以建立系統。至於其形成之過程，將於本書後續再予以思想史之考察。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從全球政治經濟退卻中的歐洲 ｜ 更多文章 ）

＊作者蕭高彥，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合聘特聘研究員，以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現代國際政治思想史論上冊：自然法與古典萬民法的形成，十六—十八世紀》（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