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票本身，印刷精美大氣，展開後有約一公尺長，這大概也是當年歐美藏家們儘管不知道其背後故事，卻都紛紛收藏的原因。就紅票的內容來說，讀過以後都會有疑問：為什麼康熙要派人去歐洲，而且還派了兩隊人去？紅票中提到的龍安國、薄賢士、艾若瑟、陸若瑟四位西洋人都是來華的傳教士，清代官修史書中並沒有提到過這四人出使西方，他們到底是以什麼身分被康熙派出的？紅票中只說四人是被「差」去西洋，是「奉旨往西洋去了」。同時，紅票中的拉丁文翻譯，寫的也是被皇帝派往歐洲，沒有給出一個名號。
龍安國原名Antonio de Barros，是葡萄牙人；薄賢士原名Antoine de Beauvol lier，是法國人。二人去歐洲時選擇跨越太平洋，走的是美洲路線，到達巴西後還給歐洲寄過信，但後來二人在從巴西去歐洲的路上遇到風暴，死在了途中。艾若瑟原名Giuseppe Provana，是義大利人； 陸若瑟原名José Raimundo de Arxo，是西班牙人。這二人走的是印度洋路線，最後都到達歐洲，還受到了葡萄牙國王的熱情接待。陸若瑟到達歐洲不久後就病故了。在紅票傳到歐洲時，只有艾若瑟還活著。教皇看到紅票以後，批准艾若瑟返回中國。可惜艾若瑟在回程的船上去世了。艾若瑟離開中國的時候，還帶了一個中國弟子，叫樊守義。他一直跟著艾若瑟在歐洲遊歷，最後守著艾若瑟的棺材抵達廣州。康熙後來派人去廣州，買了三十六畝土地用作墓地，風光厚葬了艾若瑟。當然這段厚葬的歷史，清史中也沒有記載。
艾若瑟的墓早已被毀，現在只有一些大理石墓碑殘片，存於廣州市博物館中。好在十九世紀後期，艾若瑟的墓地是當時洋人愛去的一個景點，一位行經此處的英國人在遊記中詳細記錄了墓地的情況，還把當時墓碑和墓誌銘上的拉丁文和漢文全部抄錄了下來。在這份抄錄中，我們可以看到艾若瑟的墓碑正面，刻出的是「欽差艾公之墓」，也就是說康熙賜給艾若瑟的名頭是「欽差」。艾若瑟的墓碑上還有長篇墓誌銘，記錄下了康熙派內務府人到廣州操辦墓地的事，同時還比照《漢書・蘇武傳》，讚美了艾若瑟「欽差大西洋公幹」而滯留海外十三載後，不慮「波濤險幻，堅為覆命」的美事。蓋棺而後論定，這四位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在康熙心中，都是他的「欽差」。
為什麼大清皇帝會派洋人做自己的「欽差」出訪？這些傳教士和康熙是什麼關係？他們為什麼能得到康熙的信任？這些都是本書要探索的問題。紅票的拉丁文下面，還有十六位來自歐洲各國的在京傳教士，為康熙發出的紅票簽名，確認紅票內容的真實性。
這些簽名的傳教士和康熙又是什麼關係？康熙和傳教士關係密切並不是什麼祕聞，當年傳教士在寄回歐洲的信中經常炫耀他們和康熙的關係，以至於有些歐洲人燃起了一絲希望：康熙有沒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君士坦丁大帝（羅馬第一個接受基督教的皇帝）？
從中國的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傳教士的關係也很特殊。大部分傳教士都沒有官銜，卻能往來於宮中，侍奉在康熙左右。紫禁城按功能分為內廷和外廷。大臣上朝議事，處理公務都在外廷；內廷算是皇帝的私人領域，是皇帝生活起居與日常辦公的地方。讓當時朝臣都羨慕的是，傳教士被康熙允許出入內廷。儘管有幾個傳教士在朝廷也有過官銜，負責天象觀測這種專業技能，但按理他們都是不能出入內廷的。出入紫禁城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說日常出現在皇帝身邊。以前的研究者大都認為，傳教士能在康熙左右，是因為康熙對西學感興趣，傳教士對他有用處。這種說法顛倒了先後關係。興趣源自接觸，康熙對西方學問的興趣，是不可能憑空產生的。古往今來，能長時間接觸到皇帝，先決條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後順序應該是，康熙先有了對傳教士的信任，才會有和他們的接觸，從而他們才有機會教康熙西方的學術和技術。只有康熙學習了這些知識以後，他才能對西學有興趣，也才能理解傳教士那些學問的用處所在。
康熙對傳教士的信任，不僅僅體現在讓他們出入紫禁城，派他們去歐洲，甚至連跟俄羅斯的邊界談判這樣核心的國家事務，他也派出了兩位傳教士加入到談判隊伍中。著名的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就是兩位傳教士作為清朝的實際談判代表，和俄羅斯人談出來的。雙方會談語言是拉丁語。最後的合約由拉丁文、滿文和俄文三種語言簽訂，沒有漢文。傳教士在談判中說著拉丁文但又忠於清朝，這讓俄羅斯談判代表很吃驚，而且他們發現傳教士堅決捍衛清朝利益，比以前談判過的滿人還要強硬。最後簽訂的條約，彼得大帝不滿意，而且對傳教士竟然幫助異教徒談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兩位傳教士所屬的耶穌會給禁了，不允許任何耶穌會的傳教士進入俄羅斯。
在北京的傳教士，大都屬於耶穌會。耶穌會一五四〇年成立於歐洲。在環球航海的大背景下，耶穌會立會的一個宗旨就是要把天主教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一點得到了羅馬教皇的支持。該會七大創始人之一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早在一五五一年就遠渡重洋，來到了廣東外面的島嶼，準備找機會進入中國。後來著名的利瑪竇神父，也是耶穌會傳教士，他是在萬曆年間進入的中國內陸。之後陸續到達的耶穌會神父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如何融入中國的士大夫圈子，在中國傳播他們的福音。耶穌會神父在江南成功進入了一些文人圈子，同時也為一些當時的名人施洗入教。明朝末年，耶穌會神父湯若望進入了朝廷體制，在明朝的欽天監做官。當時他在京城與朝野士人多有結交。
明清易代之際，在華傳教士跟當時所有國人一樣經歷了戰爭的痛苦。對他們來說，朝代更替也是一次機會，一個讓他們走進統治階層權力圈子的機會。傳教士從最初見到進京的多爾袞，到後來的順治皇帝，再經歷鰲拜專權，最後走進康熙的世界。在康熙的孩提時代，傳教士就在他身邊。在康熙跟著翰林們學習漢語和經史子集的同時，傳教士在內廷裡教他數學等西方學問。傳教士後來又一步步地幫助康熙和歐洲建立起了各種聯繫，同時也讓歐洲對這個東方皇帝產生了興趣。萊布尼茲、伏爾泰等歐洲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在饒有興致地閱讀康熙的傳記。紅票正好是全球化之初中西交流中留下的一頁。大概也是近年中外歷史學界對這段歷史的挖掘，讓紅票的歷史位置日漸清晰，拍賣中的紅票，一路競價，最後以一百六十一萬成交。 （相關報導： 摩天嶺俱樂部：《摩天嶺俱樂部》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孫立天復旦大學歷史系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博士。現為獨立學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方清朝》（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