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絕望中靠奮鬥沖刷希望：《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選摘（3）

自從二○二三年三月十日我時隔三十八個月、走出中國大陸新冠疫情防控體系返回香港的時刻起，我就努力爭取在二○二六年五月十六日前夕發表這本回憶錄。這個時間表極易解釋：因為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啟動的最重要綱領。但是這個綱領一開始並沒有公開傳達到全社會，只是中共內部的大政方針指導。整整一年以後，該綱領才全文發表於《人民日報》，從此以後被稱為《五一六通知》。該綱領裡的那段由毛澤東親自擬定的指示，對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做了明確界定：「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自從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每逢帶著「六」字的年份，我都有真誠的衝動想要發表一點感想，以紀念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澤東正式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幸虧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就離開中國到美國讀博士學位了，文革發動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週年，我都有機會公開發表言論。因為我所學習和工作的城市—美國波士頓、澳大利亞坎培拉、中國特區香港，都是著名高等院校和學術研究機構的所在地。它們都會提前籌辦專題研討會，我當然義不容辭地參加並慷慨陳詞、與人論辯。

二○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是文革發動的六十週年。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六十年是一個甲子，意味著人生的週期和世事的循環往復。我對回憶錄能夠在這樣的日子出版，倍感欣慰。對所有曾經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洋人和華人，念念不忘。尤其對聯經出版公司、對該公司發行人林載爵先生和總編蕭遠芬女士，加倍地感激。奇巧之極的是，正當我修訂完本回憶錄裡關於自己在哈佛大學讀書期間受到的鼓勵之一—來自該校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主管Nancy Hearst的段落。突然收到來自哈佛校園的一組新聞發布，並配有三幅照片，我無法解釋這樣的巧合，只能向哈佛校園發來這組資訊的華人彭姓學者回覆短信：「神有知，通心靈：二○二六年二月十一日，香港時間上午九點鐘。丁學良修訂回憶錄前言，剛訂妥關於Nancy的段落，就收到她退休的哈佛大學公告。」她在該圖書館服務超過半個世紀。選在這個時刻退休，且非上帝的旨意？ （相關報導： 一段歷史一個人─走出文化大革命：《中國的豐裕時代》選摘（1） ｜ 更多文章 ）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從上海發到互聯網上的一篇長文〈現代史中的「四大特殊群體」：老五屆、老三屆、工農兵學員和新三屆〉。它對「老五屆」的描述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前已經考進高校、還沒有畢業的在校大學生。對「老三屆」的描述是：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入學的六屆高中、初中學生，一九六八年他們同時被送到農村插隊。「老三屆是受極端意識形態毒害最深的一代。被時代裹脅、盲從，個人完全被動地捲入其中，都是領導人的責任、社會的責任」。「工農兵學員」是指一九七○—一九七六年被推薦上高校的學生，總數約九十五萬人。「新三屆」是指恢復高考後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入學的大學生，總數稍微超過九十五萬人。

以上的描述雖然包含著典型的誤解和陋見，但基本的框架是清晰的。不幸的和幸運的，我可以自稱是貫穿了後面三個群體的個人，只不過我一九七九年夏季考上的是復旦大學第二屆碩士研究生，是那個時代全國最高學歷的教育課程。過了幾年才有極少數大學開辦博士生的試點課程，那時我已經去了美國。

在過去的一個甲子期間，我經常回憶文革、反思文革，以文革作為參照系觀察和分析當下中國的重要政治、社會、文化、經濟、民生、軍事事態和對外關係。有時也以中國的文革對比別國的重大事態，比如這幾年西方輿論界和學術界熱議的「川普在美國企圖搞毛式文革那一套」。我也對中文媒體發表評論，向英文媒體提供分析。文革是我一生最深刻的政治經驗，也是我後來教學和研究的重點課題。從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學年在哈佛大學為馬若德教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一課擔任助教開始，到二○一八年六月我退休為止，絕大多數年頭，我都開講文革這門課。諸位現在從香港科技大學的內地學生聯誼會的網頁上，還能夠讀到從前的學生對我教授這門課的部分回憶和點評，頗為生動。遺憾的是，自從馬若德教授退休後，據我所知，哈佛大學就再沒有開設中國文革的完整課程了。這門課當時是列為該校核心課程的Foreign Cultures 48，聲譽日隆，成為Legendary course。我很感謝香港科技大學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讓我講授這門課長達二十年，沒有受到任何限制。並且借助這個大題目，我們邀請多位著名中外學者，來做文革的專題報告。比如南京大學高華教授來做的幾場報告，很多年裡都在海內外傳播。自從我退休以後，香港科技大學也沒有再開設這樣的課程。

在長達六十年的閱讀、考證、研究的基礎上，我對文革的反思和評價當然發生了不少的改變，但是始終一貫的連續性也很明顯。讀者諸君在這本回憶錄和我相關的中英文評論訪談裡，會讀到他們完全地或部分地同意、完全地或部分地反對的觀點和分析，這乃是正常的。像文革這樣的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常重大事件（在本回憶錄裡我解釋了為什麼如此界定文革），人們對它的看法怎麼可能基本一致呢？我在相關的國際研討會上強調過：凡是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人，不論他／她是主動參加或是被動捲入，各自的體驗都不盡相同。對於深度經歷過文革的人，每一位都浸染了自己特色的文革。我們如果仔細閱讀關於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俄羅斯十月革命、西班牙內戰、義大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運動、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和中國內戰的回憶錄，也照樣能發現千色百調的明顯差異。 （相關報導： 一段歷史一個人─走出文化大革命：《中國的豐裕時代》選摘（1） ｜ 更多文章 ）

本回憶錄顯示，我自始至終參與了文革，不是被動地捲進去，而是主動和積極地參與。作為一名紅衛兵幹將，我親歷了文革的每一個主要階段，包括大規模武鬥的腥風血雨。我試圖從這十年裡面，提取那些對當時的中國很有影響、對當今的中國也沒有喪失借鑑意義的片段，給予濃縮的呈現和扼要的剖析及評價。我真誠地描述和評論文革事件，不論它們在當時和後來的人們的眼裡，是紅、是黑。套用中國的一句俗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借用西方的一句名言，凡是不從歷史認真吸取教訓的民族，註定要重蹈覆轍。

因為本回憶錄不是學術研究著作，我就沒有引用汗牛充棟的中外文書籍、論文作為事實旁證和觀點支持。比如，關於安徽省的大饑荒，有一篇中國內地互聯網上被反覆轉載的文章〈安徽原公安廳副廳長尹曙生：曾希聖是如何掩蓋大饑荒的？〉，揭露了「餓死人不是天災是人禍」的基本事實。此文依據的是尹早先寫的調查報告〈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全國大饑荒受害最嚴重的另一個省也有類似的當事者紀錄。一份是一九六○年代初四川省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提供的大規模餓死人的報告。

廖一九九三年從四川省政協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二○○○年十月發表回憶錄《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載於《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一輯）》，二○○五年十一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裡對此多有引用，還包括河南省大饑荒的發源地中下層幹部的報告。

海內外關於文革的原始資料和經驗研究已經發表的作品更是豐富浩瀚，我的回憶錄裡也沒有引用。我在二○一八年八月之前應邀為《FT中文網》寫專欄數年，其中關於文革研究考證的評論很多。專門向大學生推薦的閱讀書目，至少有三篇。

記得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夏季，恩師丹尼爾・貝爾教授對我說，他很欣賞西歐的一個傳統：著名學者一邊在傑出的高等院校教書，把他們的專業知識傳遞給年輕學子。一邊為嚴肅的報刊撰寫專欄，評論重要的國內外大事，使這些媒體起到社會公器的廣泛影響。貝爾特別舉例法國的思想家、政治社會學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教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協助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奮力抵抗納粹德國。戰爭勝利後卻謝絕進入戴高樂政府任高官，全心全意為高等教育和社會公器工作。雖然他的觀點有時遭到法國左翼分子的猛烈批判（尤其是在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風暴」中），卻在大西洋兩岸受到知識界主流和政界的高度重視。我當時立刻聯想起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傅斯年諸位先賢，他們也是一邊教書授業，一邊借助社會公器為公共利益服務。在我看來，那是知識分子最理想的一種工作狀態。我未來幾年的
工作計畫，首先是把自己的經歷陸續整理成書，為年輕的人們留下見證史和反省錄。同時我也對書中的重點環節，聯結當下的詭譎事態，發表評論。這些事態與我們及後代的命運息息相關的首推戰爭與和平。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如此地動盪不安、變幻不定。我們不知道再過幾個星期、幾個月、遑論幾年，周邊的和遙遠的地區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只有讓自己的眼界更開放、心態更青春、歷史感更厚實，才能不被Post-truth時代的巨流攜帶的泥沙所掩埋。由於文革的十年經歷，我對世事的變動之展望很少富有樂觀情緒，但從來不絕望。我不以樂觀的預測來支配自己的奮鬥，靠著不中止的奮鬥，讓希望沖刷走絕望—這是一九七六年六月文革已經發動十週年、還不知道折騰到何年結束時，我在安徽老家的孤獨之中對自己的精神打氣。

＊作者丁學良（口述）政治社會學家。出生於皖南農村。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國立澳大利亞大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及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一個紅衛兵的告白》（聯經出版，戴志勇整編） （相關報導： 一段歷史一個人─走出文化大革命：《中國的豐裕時代》選摘（1）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