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人權保障與制度性差別待遇之司法辯證─以公益彩券經銷資格為例

中華民國司法史上，公益彩券制度所衍生的「制度性歧視」爭議，首次如此鮮明地呈現在司法體系對大型企業的高度傾斜上。從訴願程序、行政訴訟，到移轉管轄後的地方法院民事審理，整體過程似展現出一種偏袒財團權益，壓制弱勢維權的態勢。

案件最初，原告向主管機關提起訴願，結果遭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案件在法院實質審理長達一年多，卻在準備程序終結，即將進行言詞辯論前，卻突然發生法官調職情事。新任法官接手後，連續開了兩次辯論庭，原以為案件終於即將進入判決階段，卻又在等待宣判期間，突然接獲法院移轉管轄之裁定通知。

從高等行政法院移轉至地方法院後，案件又歷經長達約九個月的漫長等待才開始審理程序。審理期間再開三次辯論庭，最終判決出爐，結果仍是「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在地方法院程序開始之初，原告曾依法聲請訴訟救助，法院卻以「原告既能負擔北高行四千元裁判費，自應有能力負擔地院高達兩萬餘元之裁判費」為由，駁回其聲請。然而，法院顯然忽略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每一次裁判費，實際上均由輔助人代為負擔，而訴訟救助制度本身，也不應將輔助人之資力，直接等同於受輔助宣告人本人的財力狀況。法院如此作為，實乃對人權弱勢者不友善的舉措。

此外，法院以原告主張的訴訟標的因抽籤結果利益不明確，而採民訴77-12條較嚴苛方式核定裁判費，而非原告原先所主張的賠償金額，這也是對弱勢者不友善的又一體現。亦即，法院不僅不給弱勢者合理的司法扶助，反而透過不友善的裁定，變相提高其進入司法程序的門檻。所謂司法對弱勢者的保護，在此幾乎成了一種反諷。

更令人質疑的是，在訴訟接近尾聲時，法官曾於庭上詢問被告：「若賠償責任成立，被告對於財產權損害賠償之計算有何意見？」這樣的發問，合理上足以使當事人相信，法院至少已進入損害額度的審查階段。然而，判決書一出，結果竟是原告之訴全部駁回。

細讀判決內容，更令人驚訝的是，判決理由呈現出明顯替被告補充防禦論述的現象，甚至主動建構出訴訟中未被明確主張的「保護性排除」論述。法院在判決中指出，被告限制受輔助宣告人不得經營公益彩券，並非歧視，而是「為了保護受輔助宣告人」。判決原文寫道：

「系爭要點上開規定係針對客觀上經法院裁定受保護之輔助宣告者，為維護其權益及社會信賴而設立之合理限制。……當『支持性決策』在高度競爭且高風險的商業環境中難以落實（例如：輔助人無法隨時在場監督每一筆現金流）時，為防止其受剝削，採取適度的資格限制符合公約中保護障礙者免於財產損失的精神。」 （相關報導： 濫用公益彩券盈餘，22縣市都有份？這些縣市曾向專戶調頭寸，最多還欠6.1億沒還 ｜ 更多文章 ）

判決中所構思出的此一「保護機制」概念，容易使人產生一種觀感：即法院正試圖為被告可能涉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之差別待遇與公平性爭議，尋找制度上的正當化理由。判決大篇幅從「公益彩券經營之特殊性」、「交易安全與私法行為穩定性」、「履行國家保護義務、防止經濟剝削」、「行政管理之安定性與效率性」等幾個面向，試圖論證被告的限制措施並未違反CRPD。

然而，這套論述本身卻存在重大法律漏洞。首先，法院明顯曲解了「輔助宣告制度」的真正內涵。輔助宣告制度的立法目的，本在於透過輔助人就民法第15條之2所列重大法律行為的事前同意機制，在保障當事人自主性的同時，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護。其核心是「支持性保護」，而非「資格剝奪」。

換言之，受輔助宣告人雖非等同完全行為能力人，但也不是限制行為能力人，更非無工作能力人。法律設計的本意，是讓其在特定重大法律行為上，由輔助人提供協助，而不是讓第三方機構以「保護」之名，全面剝奪其工作與營業機會。

但本案判決卻將此制度導引成：中國信託以一刀切方式排除受輔助宣告人參與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竟然是在「保護」他們免於受騙、虧損與經營風險。這不是法律適用，而是對制度本旨的誤解。

尤有甚者，對於原告反覆主張的核心爭點“重度智能障礙者可參與遴選，而受輔助宣告者反遭排除”判決竟隻字未提。被告既然允許辨識能力通常更為不足的「重度智能障礙者」參與經銷商資格遴選，且所持理由即為CRPD原則的考量。但卻排除相對較輕、仍保有相當行為能力的受輔助宣告者。此乃典型違反「舉重以明輕」法理之具體體現。

若法院真正主張的是「保護弱勢」與「交易安全」，那麼風險更高者不是更應被排除。然而其管理要點卻反其道而行，只因前者符合法院公示性，故而可以放行。這足以證明，被告真正採取的標準，不是能力判斷，而是基於「法律身分標籤」的差別待遇。這不是保護，而是「制度性歧視」。

此外，法院也刻意迴避另一個明顯存在的替代方案：若真有能力疑慮，主辦方完全可以採取第二階段個別面試、能力測驗，以及輔助人共同簽署等方式進行具體個別審查，而不是直接以「受輔助宣告」作為唯一標準，「一刀切」地全面性排除。既然存在侵害更小、更加符合比例原則的替代手段，卻仍選擇最嚴厲的全面剝奪方式，這本身就足以證明，其本質不是保護，而是歧視，且違反CRPD第2條的「合理調整」原則。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單一案件的敗訴，而是當制度本身開始以「保護」之名，合理化對弱勢者的排除；當司法不再成為人民可以信賴的仲裁者角色，而成為人們心中可能替權貴開脫的質疑時，歧視便不再以粗暴的形式出現，而是以合法、理性，甚至看似善意的姿態存在。

在制度運作的現實裡，弱勢者的聲音往往被輕視，而權貴的利益卻更容易被重視。當司法不再是人民心目中作為矯正制度不公的最後防線，反而成為捍衛既得利益的推手，這才是整個社會最值得警惕的危機。因為最危險的歧視，從來不是赤裸裸的排斥，而是披著「保護」外衣的排除。 （相關報導： 濫用公益彩券盈餘，22縣市都有份？這些縣市曾向專戶調頭寸，最多還欠6.1億沒還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時事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