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衝突改變了中印關係，兩個大國同時崛起：《百年困局》選摘（1）

二〇二〇年六月，在喜馬拉雅山拉達克（Ladakh）一帶中國與印度西段未定界上，兩國士兵爆發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衝突。五月五日中午，兩國士兵在海拔四千二百公尺的潘公湖（Pangong Tso）畔相互推擠扭打，幾天之後又在附近爆發第二波衝突，從社群媒體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印軍拿棍棒爆打落單的解放軍士兵，並破壞其駕駛的軍車，事後雙方均證實有人受傷。到了六月十五日晚，雙方在加勒萬河（Galwan River）河谷爆發更激烈的衝突，雙方共有六百人加入群毆行列，印度政府指控中國軍隊以石塊、鐵棒、甚至是帶有鐵釘的木棍瘋狂攻擊印軍，一夜下來印軍竟有二十位軍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上校。直到二〇二一年二月中國政府才公布在衝突中有四人死亡、一人重傷，但外界懷疑中國的實際傷亡人數應該更多。

二〇二〇年這場衝突徹底改變了中國與印度的兩國關係。雖然雙方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曾因邊界問題交戰過，也曾在二〇一三年、二〇一四年、二〇一五年、二〇一七年四度爆發邊界對峙，但之前的危機最終都得以化解。二〇二〇年以來這一波新的衝突卻讓彼此的敵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至二〇二四年為止印度國內對中國的不信任感仍居高不下，雙方仍各自沿邊界部署五萬名以上部隊以及各式重裝武器，以防止對方再度越界，而這個數字是過去雙方在邊界駐守部隊的三倍。

為了報復中國「入侵」，印度政府自二〇二〇年中以來陸續祭出各類反制措施，包括禁止使用中國手機軟體如抖音和微博，同時對在印度的中國企業大舉查稅，最新規定甚至要求中國手機製造商必須聘用印度公民擔任執行長、財務長等關鍵職位，且印度本國的資本在合資公司必須持股百分之五十一，此舉等於變相逼迫中國企業撤離印度。中國雖然並未採取同等經濟報復手段，但近年來在西藏南部地區設立數百個「小康村」，以移民的方式強化對邊界地區的實際控制。有些戰略村甚至已經進入不丹境內，嚴重威脅印度的國防安全。中共駐印度大使孫衛東於二〇二二年十月離任後，直到二〇二四年五月新大使徐飛洪才得以前往新德里赴任，大使出缺長達十八個月，可見雙方關係並不平順。 （相關報導： 每天飢餓累積成「糧食關」：《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選摘（1） ｜ 更多文章 ）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二〇一九年印度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這個數字到二〇二三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顯然印度公眾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在過去幾年仍持續上升。另一方面，因為中國不存在媒體自由，我們無法得知中國公眾對印度的真實看法，但二〇二〇年八月由北京《環球時報》公布的民調顯示，有高達七成中國受訪者認為「印度的反華情緒是反應過度」，但顯然多數中國民眾並不了解兩國邊界爭議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自二〇一七年以來，中國政府以「宣示主權」之名四度公布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六十二處新中文地名，而這些地區其實都位於印度阿魯納恰爾州（Arunachal Pradesh）境內，是印度政府有效統治的領土。中國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對印關係，毋寧是在原有的仇恨上火上加油。

中、印同是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也是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近年來由於經濟快速成長，國力快速上升，同被外界稱為亞洲的崛起強權，二國如何互動也因此成為國際關係學者所關切的議題。從發展軌跡來看，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在四十年內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國內生產毛額（即 GDP）在改革之初只有一千七百八十億美元，到二〇二一年已經達到約十七點七兆美元，且有可能在未來十至十五年內超越美國，其發展速度已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

伴隨著經濟崛起，中國在軍事、外交、政治各領域的影響力亦快速增加，目前中國作為世界級強權的地位已經無庸置疑，但在外交上企圖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諸多作為，卻也讓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變得更緊張。印度的經濟成長速度和規模固然難以和中國相比，但在國內存在許多不利於發展的因素下（例如種姓制度所形成的階級化社會、行政效率不彰、基礎設施不足等）仍然能夠維持如此高速經濟成長（過去十年來平均百分之八之年成長率），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二〇二一年印度國內生產毛額為三點一七六兆美元，預計到二〇三〇年將再增加一倍，達到七兆美元。

其實早在十餘年前，數個智庫研究就已經預見這樣的發展。如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二〇一三年出版的報告所言：全球體系過去很少看到兩個強權同時再崛起的情況，特別是當這兩個國家都擁有大量人口與悠久歷史，雙方不僅地理上彼此緊鄰，並且在地緣上各自占據重要位置。中印兩國重新崛起，象徵著歷經數世紀的殖民與帝國主義入侵，亞洲國家重新成為世界政治的核心，而中國與印度正好是這股趨勢的兩個中心。

如果中國與印度的同時崛起（parallel rise）是當前國際政治不可避免的趨勢，兩國關係好壞就成了影響未來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紀錄。偏偏中、印兩國在地理上相互毗鄰，過去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迄今未能解決，兩國關係走向是戰是和，仍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強權（great powers）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最重要的研究議題，這個學門許多重要論述都源自於對這個主題的討論。包括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或者近年的美中關係，都吸引了大量學者投入研究。過去學界對於強權關係的研究，大多圍繞在兩國是處於友好或敵對的狀態、強權與其他國家結盟的方式、或是雙方發生衝突之可能性，但前述研究方式並不能精確說明中印關係的現況。 （相關報導： 每天飢餓累積成「糧食關」：《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選摘（1） ｜ 更多文章 ）

中國和印度都屬於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也就是以「文化」而非「民族」來確立自我認同的國家。歷史上這兩大文明雖偶有交流，但基本上仍各自發展，直到二十世紀之後才開始有比較頻繁的來往。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與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兩國開始以新的身分建立關係。之後的七十餘年，雙邊關係跌宕起伏，逐漸衍生出數個難以化解的難題，包括領土爭議、西藏問題、巴基斯坦問題（即印度擔心中巴聯合起來對抗印度）、愈來愈嚴重的貿易失衡，以及近年來在印度洋上的戰略競爭等。這些難題其實都與兩國的地理位置與獨立之後的雙邊關係發展有密切關係。中、印兩國如何從各自獨立發展的兩個文明古國演變到目前的對立狀態，正是本書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本書最重要的論點是：過去的發展讓中印關係陷入了一種「困局」（predicament），雙方都被困在既有的框架下而難有突破的可能，產生這般困局的原因則有二點。第一是兩國成為真正獨立國家後，皆開始強化對國家主權與對外邊界的主張。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中國與印度兩地的政治發生極大的變化。中國先是由帝制走向共和，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局面後，最後在一九四九年由共產黨建立人民共和國，並實質占領新疆與西藏，確立對外疆界。

另一方面，印度原本是英國殖民地，經過多年的抗爭後，終於在一九四七年獨立成功，並且在英國所建立的基礎上確立對領土的主張。中、印這兩個新的國家對於領土、邊界，以及在國際法秩序下所擁有的權利，各自發展出了獨特的看法。中國對領土疆界的態度，著重於恢復所有過去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地區。而印度的態度，則是繼承所有過去英國所統治的土地及對周邊地區的特權。但因為歷史上雙方從未就邊界達成任何協議，過去兩個文明之間也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因而讓劃界成為往後七十餘年兩國關係的核心問題。

第二是地理因素。過去幾千年以來，中國與印度一直被喜馬拉雅山與西藏隔離開來，彼此甚少來往，但在印度自英國獨立、中共占領西藏之後，兩國在地理上突然成為鄰國。印度作為南亞次大陸最大的國家，自然將周遭區域與印度洋視為自身的勢力範圍，但中國也認為自己有權利與這些國家發展關係。這種帶著衝突張力的競爭關係，在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之後日益明顯，像是中國在軍事與經濟上全力支持印度的宿敵巴基斯坦，並在近年來增加對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地夫等國的各項投資與援建。

印度則先是在一九七五年兼併喜馬拉雅山中的小國錫金、小心翼翼地維持對不丹的影響力，近年來也開始強化對其他周遭地區的影響力。這場戰略競爭既是兩國歷史恩怨的延續，也是兩國各自建構對自己最有利安全環境的必然結果。因此，研究中印關係必須將前述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第一是歷史的影響，也就是過去的互動方式，如何影響到今日雙方決策者對中印關係的看法；第二是地理的因素，亦即兩國的位置決定了彼此關係的走向。

＊作者陳牧民，國際關係領域學者，丹佛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博士。擔任外交官之前，任教於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長期從事國際政治與區域研究，並曾至新加坡、印度、德國、斯里蘭卡等國智庫或研究機構擔任訪問學者，累積豐富的跨國研究與智庫合作經驗。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百年困局：中國與印度崛起的歷史死結》（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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