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梁育誌逃死到台南女高中生遇襲─司法講教化？社會吞恐懼！

五年前，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命案震驚全台。梁嫌強擄、性侵、殺害、棄屍，一、二審及更一審三度被判死刑，最後卻在更二審改判無期徒刑，最高法院於2026年4月23日駁回上訴，無期徒刑定讞。這樣的結果，對被害者家屬而言，是二度傷害；對一般社會而言，則是更深的制度疑問：如果如此殘酷的性侵殺人案件都不足以承受死刑，台灣刑罰制度究竟還要用什麼方式宣示正義的底線？

必須先說清楚，台灣在法律形式上並未廢除死刑。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並未宣告死刑違憲，而是認為死刑只能限於最嚴重犯罪，且必須符合更嚴格的正當法律程序。換言之，台灣不是「法定廢死」，而是走向「實質限縮死刑」。問題正在於此：當司法以程序、教化可能、是否預謀等理由，一再縮窄死刑適用空間，社會看到的往往不是人權進步，而是國家制裁能力的退卻。

今日台南女高中生差點遭強拖至草叢的案件，當然不能簡化為「梁嫌沒有被槍決，所以新的嫌犯才敢犯案」。犯罪不可能只有單一原因，性犯罪與暴力犯罪更涉及人格偏差、機會環境、治安死角、校園周邊防護不足等因素。然而，兩案之間仍有一條令人不安的制度連線：當加害者反覆踩點、鎖定學生、選擇校園周邊下手，而國家卻總是在案發後才動員警力、在輿論沸騰後才強調破案效率，這不是偶發治安事件，而是公共安全治理的失敗。

更值得批判的是，司法對重大惡性犯罪的說理，已經逐漸脫離人民的法感情。所謂「有教化可能」，不能成為重大殺人犯逃避極刑的標準答案。教化可能是刑罰個別化的重要因素，但它不能凌駕於被害者生命被剝奪、社會安全被摧毀、犯罪手段極端殘忍等事實之上。若性侵殺人、棄屍山區，仍能以「非預謀殺人」或「尚有矯治可能」排除死刑，那麼司法就有義務清楚告訴社會：究竟什麼案件才稱得上「情節最重大」？

廢死論者常說，死刑不能有效嚇阻犯罪。這句話在學理上可以討論，但在治理現場，刑罰從來不只是統計學問題，也是國家意志的展現。國家對最嚴重犯罪的回應若過於柔軟，潛在犯罪者未必研究判決文字，卻會感受到制度氛圍：殺人未必償命，極惡未必極罰。這種訊號不一定直接造成下一件犯罪，卻可能削弱社會對法律的敬畏，也削弱人民對國家保護義務的信任。

台南女高中生案還揭露另一個更迫切的問題：我們不能把校園安全寄託於路人見義勇為。這次若不是民眾及時出手，後果恐怕不堪設想。可是，一個正常國家不能靠偶然英雄補上制度破口。若嫌犯多次在校園周邊徘徊、勘查地形，學校、警方、社區卻沒有即時形成警示，代表治安治理仍停留在「案發後追緝」，而非「案發前阻斷」。

因此，真正的改革不能只是高喊支持死刑或反對廢死，而應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司法必須建立更清楚的重大暴力犯罪量刑基準，尤其對性侵殺人、隨機擄人、針對學生與弱勢者犯罪，不能讓「可教化」成為抽象護身符。第二，立法者應正面討論無期徒刑是否足以回應極端犯罪，若死刑被實質限縮，就必須建立更嚴格的終身監禁或不得假釋機制。第三，警政與教育部門應把校園周邊列為婦幼安全熱區，建立可疑徘徊通報、放學時段巡邏、監視死角補強與通學路線風險盤點。

梁案的定讞，不只是一起刑案的終局；台南女高中生遇襲，也不只是一起未遂案件。兩者共同拷問台灣社會：國家究竟站在被害者這一邊，還是永遠把最多制度耐心留給加害者？當人民一次又一次看見犯罪者的權利被細緻衡量，卻看不見被害者生命價值獲得同等莊嚴的回應，司法信任必然崩塌。台灣可以辯論死刑存廢，但不能容許法秩序變成軟弱訊號；可以追求文明司法，但不能讓善良人民活在恐懼之中。 （相關報導： 梁育誌虐殺馬籍女大生逃死　洪孟楷：不被信任的司法，才是我國最大危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