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二戰遺族─連紀念都不可得：《記憶的紐帶》選摘（4）

在戰場上喪生的人，家裡留下了因為戰爭而造成的寡婦、孤兒、失去手足的兄弟姐妹，以及送黑髮人的白髮人（父母），這些人統稱為「遺族」。在日本，戰後於1950年代成立的「日本遺族會」，組織規模龐大、遍佈全國，而且頗具影響力；不但積極推動多項遺族「援護法」的立法、以及每年在8月15日所舉辦的「全國戰沒者（中文：戰歿者）追悼式」，更在1990年代促成了「昭和館」（1999年落成）的建立。但是在台灣，戰後關於「遺族」的討論—與整體的台灣二戰歷史記憶相同的情況—長期都被忽略、甚至壓抑。在戰後台灣，「台灣人二戰遺族」這個概念事實上並不存在。提到遺族，在大眾論述和戰爭記憶／紀念當中提到的，大多是「抗戰國軍」或是在國共內戰中為國軍犧牲的士兵的家人。

少數曾經被討論的台灣人二戰遺族，多半出現在向日本政府爭取戰後賠償／補償的活動中。例如，在1977年，來自台灣的14位「在戰爭中重創者或戰死者的遺族」，向東京地方裁判所提起告訴，要求日本政府對每人提供500萬日圓的「補償金」；或是在「台灣同胞元日本軍人軍屬之軍儲欠餉死傷恤償討還代表團」主導的活動中，林阿貞先生擔任「台灣討還團遺族部部長」，其兄於昭和19年（1944）6月13日，22歲時菲律賓出征、戰死）。而大多數的台灣人二戰遺族，都只有默默的在「私領域」中紀念自己因為戰爭而喪失的親人。日本作者基 佐江里在1980年代中曾經拜訪了其中幾位，例如：

• 彭氏滿妹，遺族，70歲；其夫彭壽乾，明治44年（1911）生，於昭和16年（1941）以軍屬身分被派遣至馬尼拉；直到昭和52年（1977），靖國神社寄來「合祀通知書」，才知道其夫已經死亡。

• 邱四管，遺族，88歲；其次男在紐幾內亞戰死，衹有「頭髮和指甲」回來。11

• 邱順發，遺族，61歲；其長兄在紐幾內亞戰爭中病死，衹有「頭髮和指甲」回來。

雖然基佐江里的報導中對每一位台灣人二戰遺族都只有簡單的介紹，但是從歷史記憶／家庭記憶面對家人在戰爭中喪生的角度來看，這少數的幾位台灣人二戰遺族所提供的訊息都具有特別的意義。為什麼對這些遺族們來說，「合祀通知書」或是「頭髮和指甲」如此重要？

在台灣的家人們，當然不曾遺忘喪生在戰場上、沒能回來的家人；但是對生存下來的這些台灣人二戰遺族而言，從戰爭當下到戰爭結束，他們一直都有一個未竟的「渴求」（longing）。從官方或是某一個帶有權威的組織（例如靖國神社）所提供的文件書信當中，家人得知了上戰場的家人的死訊；也許，他們還被通知自己的家人是在何時、何處喪生。例如，陸軍軍屬楊木通的家人，根據靖國神社的資料，知道他是昭和19年（1944）9月20日，在西部新幾內亞戰死。 （相關報導： 臺灣史前考古的第一篇論述：《島史未竟》選摘（1） ｜ 更多文章 ）

對國家或政府而言，這些資訊就是對在戰場上喪生者所需要的記錄。但是，對遺族而言，根據這些資訊，他們無法得知他們的親人死前最後的情況、死後如何埋葬、又埋葬在什麼地方。特別是對台灣人二戰遺族來說，他們喪失的親人大多數喪生在台灣以外的地方，他們完全無從想像或了解他們的親人死去的地方。例如，陸軍軍屬楊木通的遺族知道他死在「西部新幾內亞」，也許可以推想他最後被埋葬在該地；但是對他們而言，「西部新幾內亞」是一個在他們認知範圍之外的地方，對他們而言，楊木通最後葬身之處，是家人完全陌生、無法想像的地方。在台灣，家人給楊木通建的墓裡「沒有屍骨，只有衣服而已（衣冠塚）」。有些遺族，在戰後收到了死去的親人的同袍帶回的遺骨，但是也無從確認其真偽。許多例子都證明，所謂的遺骨不過是替代物。

學者們在1990年代後期針對台籍日本兵進行的口述訪問對象中，有一位遺族林招治女士。其夫林石木於昭和19年（1944）參加「台灣第二十九回特設勤勞團」，被派往新幾內亞，而在同年12月18日在該地中彈身亡。林女士說到：

亡夫的戰友們帶回來一個大盒子裏面裝了四百多個類似火柴盒大小的盒子。我找到一個上面寫著我先生名字的骨灰盒，盒上貼著一張前線死亡的證明書，這才知道：原來我先生到新幾內亞的タドタ島不到一年，就在昭和19年12月13日因爲空襲時頭部中彈（機關槍）而死亡。返家後我打開盒子（大約衹有兩個火柴盒大）一看，裏面只裝著兩粒白色的硓估石，所以後來我先生的墳內衹葬有他的頭髮和指甲而已（是他出征時留下來的）。

對這些缺乏家人如何死去的完整資訊、連喪生家人的遺體都沒有見到、也完全沒有收回任何屍骨的遺族來說，他們與喪生在戰場上的家人一直存在著未了的關係：一方面，因為缺乏資訊，他們未能正常的面對、接受親人的喪生，也未能做正常、妥善的處理或完結；另一方面，因為沒有遺體／遺骨、沒有喪禮、沒有埋葬，也沒有真正的墳墓（只能建替代性的衣冠塚），他們甚至沒有一個具體的對象／物件或是地點／空間，可以紀念死去的親人。

因此，遺族在戰後都一直渴求紀念失去的親人，但未能如願。在Jay Winter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的研究中，他主張「紀念（remembrance）」是一種「與遺忘的對抗」。在缺乏關於親人如何喪生的完整資訊、又沒有足供紀念親人的物件或空間，遺族將無法正常而持續的對失去的親人做紀念；而在缺乏紀念的情況之下，他們在戰爭中失去的親人，以及這段（戰爭的）歷史，遲早會被遺忘。 （相關報導： 臺灣史前考古的第一篇論述：《島史未竟》選摘（1）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傅敏雅（Samia Ferhat）、蕭阿勤合編著作《記憶的紐帶：台灣的歷程》（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