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に於ける有史以前の遺跡〉鳥居龍藏（一八九七）
這篇投稿於《地學雜誌》上的文章是發現圓山貝塚後，第一篇比較正式的論述，而非通信或雜記類文體。鳥居龍藏展現他的淵博知識體系，綜合地質學、考古學與民族學，提出他對圓山貝塚的觀察。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時空環境，或許是受囑託奉命進行殖民調查工作的壓力，讓學者們手腳飛速，對於臺灣的新認知都十分迅速地在期刊雜誌中刊載。
一八九七年三月七日，伊能嘉矩與宮村榮一發現圓山貝塚，同年十一月，鳥居龍藏不僅前往遺址現場進行調查採集，也完成了這篇論文，提出幾點深具遠見的觀察與未來的研究重點，可說是臺灣考古學的首篇正式論說。當時的研究材料與觀點與今日的認知已有相當大的差異，但是字字句句都反映了當時對認識臺灣史前時代的知識背景與期待。從現代考古學的角度看來，鳥居龍藏的論述也是面面俱到而有所本，關注到層位堆積、埋藏脈絡、遺物共伴、生態環境、行為類比層面的解釋，真的是一點也不含糊。當然，在時代氛圍的背景下，他在知識的追求上也有不免有國族意識而不願落入他人之手的另一層思考。
一、以地質、地層堆積與環境的觀察對遺址進行說明。透過地層斷面的觀察，詳細說明與人為活動相關堆積的深度與環境的關係，對與遺址所屬年代的問題，鳥居龍藏相當謹慎，並未大膽做出推論。
二、提倡臺灣考古學研究在年代與遺址形成問題上必須與地質學者合作。
三、透過蛤類與其他生態遺留與地質學者的推論，認為位於臺北盆地的圓山貝塚當時附近人類的生存環境，屬於已經淡水化的沼澤。
四、將遺址出土之遺物與臺灣島內的原住民物質文化與習俗加以連結對應。並以東部阿美族的製陶傳統為例，提出陶器上的紋飾可能作為辨別擁有者的記號，他在圓山貝塚一帶的採集也發現了同樣記號的陶器。
五、將遺址出土之陶器、石器與骨器與日本本島進行初步的比較，石器與日本本土完全不同，骨鏃是南洋方面的東西。總而言之，他認為兩者出土的遺物恐怕是完全不同的人種分別創造的東西。
六、希望臺灣考古的啟蒙與開創，不要如同日本考古學一樣的懊悔，從一開始就落入西方人的手裡。（美國動物學者Edward Sylvester Morse於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間在日本進行動物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大森貝塚並進行發掘，除了當時西方世界的演化論觀點與動物學知識外，他也持續引進西方的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相關的方法與論述，在日本進行演說、教學與學會活動，成為現代日本考古學的重要啟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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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與鳥居龍藏師出同門（東京帝國大學坪井正五郎）的伊能嘉矩，當時是他先發現圓山貝塚後，已經開始著手進行書寫與進一步調查圓山貝塚，同年並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中發表了短篇的遺址發現簡介〈臺灣に於ける石器時代の遺跡の発見〉（收錄於本書第三章），後來同一師承的鳥居龍藏也刻意前來勘查並發表論文。此外，被認為是臺灣考古發現開端的田中正太郎似乎沒有出手，反而是轉往其他地方調查去了，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還發表一篇〈臺灣大嵙崁の石器に就いて〉（收錄於本書第六章）。
綜觀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間，鳥居龍藏不只調查了圓山貝塚，還前往蘭嶼進行調查研究，留下重要的民族誌紀錄與重要影像，還寫了大量文章並迅速刊出。伊能嘉矩同樣在這兩年間累積與發表許多調查資料與論文（可能是當時的期刊審查制度沒有現在這麼多令人厭煩的規矩）。在交通、通訊大不如今日便利的條件下，還能夠完成這些工作，當然有自身對學術的熱忱與師門的期待，有來自臺灣總督府的支援，或許也有不少是來自於奉命調查的壓力。研究的背後若沒有一些壓力與網絡的支持，還是很難累積成果。
文獻出處：鳥居龍藏（一八九七）〈臺灣に於ける有史以前の遺跡〉，《地學雜誌》，集九，卷一○七。
編者注：本篇來自奉帝國大學命令，在臺灣出差的鳥居先生向本會的投稿。
近期得知在臺灣臺北附近發現石器和陶器，這次透過來臺灣的機會，筆者針對此遺址的遺物做了一些調查，從抵達臺灣的隔天開始，每天進行研究。
石器時代人類生活的遺址不會在低沖積層，幾乎都在小山丘上的「砂岩層」上，遺跡的種類有土石堆積的文化層和貝塚，皆深達五尺（一五○公分），淺層的上面覆蓋著約一尺（三十公分）左右的土，貝塚由一般熟悉的シオフキ（潮吹貝）堆積而成，最厚的達到一尺五寸（四十五公分），最薄的僅三、四寸（九至十二公分）左右，貝塚裡面有當時人類殘留的獸骨、魚骨和木炭等等的小碎片。
目前為止，我們仍將土石包含層與貝塚認定為不同的類別，但筆者這次在臺灣的遺址發現，兩者完全性質相同，都是埋在同樣的土層，唯一的不同點是貝塚裡有貝殼。以下為兩者是同性質的說明。
下圖a（厚三十公分，長一八三公分）、b（厚二十一公分，長一一七公分）為貝塚，c是地層裡的陶器和石器，如圖所示，a、b和c都是埋在二尺八、九寸（八十一至八十四公分）的土層，兩者皆是包含層裡的遺物，該用什麼新名稱來稱呼呢？筆者在日本尚未見過如此圖一般的遺址，這次在臺灣發現這個遺址，可說是人類學上特別有意思的事。
（作者提供）
地質學家表示臺北過去是一片大沼澤，臺灣臺北的石器時代遺址是在小丘陵地，且貝塚裡的貝殼是「潮吹貝」，由這幾點可推測，留下此遺址的人類生活在臺北附近還是沼澤且水質是淡水的時期。
國定圓山考古遺址。（取自臉書）
石器時代遺址的位置是成為公園地的一個小丘，已經成為地層斷面（在地上採集的遺物除外）而被看見，以及筆者新發現數量約十五個以上的地點。另外，與圓山隔著基隆河的一條小支流的劍潭山，面對圓山方向的斷層裡有貝塚，這是在本月六日下雨過後，地層崩塌形成斷層時，圓山公園主任安井先生通知，筆者前往查看時發現，劍潭寺前的斷層也有發現貝塚（省略土石包含層部分）。
筆者發掘貝塚以及文化層進行大型研究，在這些遺址發現的人工遺物有石斧、石鏃根部、骨鎗和陶器等等（石器蒐集了百件以上），石斧與日本石器時代人的石斧形狀完全不同，石鏃根部以石板製作，是最扁平的部分，刃部銳利，與日本不同，骨鎗完全是南洋文化類型，日本也沒有這樣的遺物。關於陶器，它是素燒，造型、紋樣都與日本的貝塚出土的陶器不同。重點是，依筆者的看法，此遺址出土的遺物，與日本的石器時代遺物完全不同，從這一點來看，可以推斷兩者是出自於不同人種的人之手。
臺灣存在著這些遺址，那麼古代的人類是如何生存在早期的臺灣，且是何種人類？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藉由實地研究這些遺址，在學術上可以得到大的成果。
臺灣的遺址距今有多少年，這個問題，我們人類學研究者還無法給出答案，尚待地質學家研究，但如同筆者前述，「臺灣石器時代遺物埋藏的土層厚一尺到五尺（三十至一五○公分）」，地質學者正在以土壤的堆積狀態進行研究中。
在這個遺址的人類是何種？其開化程度到哪個階段？這些是筆者可以回答的，但筆者仍無法斷言留下遺址的是什麼人，從這些遺址出土的遺物中，最能夠說明的就是陶器。
雖然陶器的形狀是固定的，但不像日本的貝塚陶器一般頗具變化的遺物，臺灣陶器的形狀類似東海岸地區的阿美族Ami-toang所製作的陶器中稱為Atomo的陶器，特別是臺灣石器時代的陶器上，明顯有像是阿美族用木槌Sachi和石頭Mokoro施加上的紋飾。
紋飾在阿美族是一種記號（sign），當作自己的名字加在物品上，突顯該物品的擁有者，例如×、＋、＃或者是○。有趣的是，之前因為土壤崩塌形成斷層的貝塚裡（劍潭寺的丘陵地，面對圓山的地方），筆者發現的陶器上半部有兩個相對的×在上面，這個××是記號嗎？也有可能是代表陶器製作者或是所有人的名字。
十件陶器中有十件都沒有紋飾，有紋飾的遺物實在非常少，而這些紋飾與內地貝塚陶器有很大的差異，都是最簡單的幾何圖形。
筆者所見，現今生活在臺灣的生蕃中，僅有居住在臺灣東海岸的阿美族仍在製作陶器，而阿美族的陶器最符合臺灣石器時代的陶器，筆者仍無法斷言臺北附近的石器時代遺址是像阿美族這樣的人類留下來的，需再研究。
臺北附近的平原還有平埔蕃，在山上是有黥蕃，這些也要考慮在內。
＊作者邱鴻霖（編譯／研析），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日本九州大學博士（考古學專攻）。本文選自作者編譯之著作《島史未竟：1895-1945臺灣考古拾遺》（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