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倖存者的痛苦持續而深刻：《記憶的紐帶》選摘（5）

台灣二戰後遺族們缺乏資訊、又沒有物件或空間紀念親人喪生的情況，在世界的戰爭歷史中（或者應該說，在「戰後」歷史中）比比皆是。在美國的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許多戰爭遺族在面對失去的家人也經歷了類似的情況。曾經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2007-2018）的史學家 Drew Gilpin Faust，在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一書中分析了美國家庭如何面對、接受、「理解」（realize）、追悼、紀念因美國內戰所帶來的那樣前所未有的巨大「喪失」（loss），進而繼續生存。在該書的開頭，Faust 首先把對戰爭的研究—特別是關於戰爭造成的死亡所帶來的喪失—放在與戰爭「生存者」的關係脈絡當中，她寫道：「透過儀式和追悼，遺族們努力著將他們自己與亡者分開」。換句話說，缺乏適當的儀式和追悼，遺族與亡者之間的關係是無法重新界定，遺族也就無法面對這樣的喪失。

而在戰爭中家人的喪生—同時是具體的與心理的—可以說是戰爭對生存的人最大的影響。Faust指出，多數的非戰鬥者覺得，戰爭最殘酷的影響不是他們自己的傷痛或死亡，而是與他們親近的士兵他們所承受的苦難。在戰場上使一位士兵致死的那一槍不只是毀了一個人，更送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痛苦和孤寂給一個世界的親人和朋友，（使得）他們也成為了戰爭的犧牲者。

這個觀點非常重要，它點出了對戰爭之後生存的人—特別是遺族—他們因為家人的喪生而感受的痛苦是深刻而持續。因此，遺族在戰後如何能夠面對喪失家人的事實、化解戰爭所帶來的具體的與心理的影響，就顯得更為重要。

對許多遺族而言，戰爭所帶來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聽聞家人喪生的那一刻，無法相信、「無從理解（realize）這個死亡」。因為資訊不完整、甚至完全缺乏，家人往往「在實質和抽象的層面」都無法清楚的看到究竟是失去了什麼，因而持續「否認」親人的喪生。Faust認為：這樣的否認代表著另外一種類型的喪失，對情感和心理感受的放棄，這本身也是一種死亡，更是戰爭不人道的一個面向。

對台灣人二戰遺族來說，這樣的情況既明顯又嚴重。許多遺族都是在延遲許久之後—甚至是在戰爭結束多年以後—才接到家人戰死的訊息。遺族林招治女士就回憶了她接到丈夫死訊的情況：

日本戰敗後約半年，陸陸續續有南洋回來的台籍日本兵和軍屬返台。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因爲家住基隆，每天就到港口候船，希望那一天能接到我的先生返家……直到民國35年（1946）10月，有一天一艘入港的船靠岸，這次載回來的是一批戰死者的骨灰盒。唱名時，我聽著聽著，居然聽到了我先生的名字。本來我是到港口去接他回家的，沒想到卻等到他的骨灰盒。那年10月，我拿到我先生確切死亡的證明書。 （相關報導： 有毒的關係：《直通莫斯科》選摘 ｜ 更多文章 ）

另外一位遺族彭氏滿妹，她得知家人死訊的時間更晚。其夫彭壽乾（明治44年生）於昭和16年（1941）以軍屬身分被派遣至馬尼拉；直到1977年（昭和52）靖國神社寄來「合祀通知書」，她才知道其夫已經死亡。對這樣的遺族，親人被送上戰場之後，經歷了超過30年的等待、擔憂、不確定。Faust更進一步指出，缺乏有關家人是生是死的訊息—或者說「下落不明的親人未知的命運」，對遺族們形成了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空白」。在美國內戰中，有將近半數的士兵他們的喪生只是被推定，但是沒有記錄的。事實上，遺族完全無從得知他們是在什麼情況下喪生。這樣的喪失在某個層面上，其實是「不真實的」，也因此是「無法被理解的」。

在台灣的二戰經驗中，「充滿不確定性的空白」感覺持續的時間更長。由於戰爭結束，台灣的政權易手，原來將台灣人送上戰場的日本帝國，或是戰後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都未充分關注台灣人的戰時遭遇。這樣的政治條件，使得台灣人二戰遺族在戰後更難取得其家人在戰場上是生是死的訊息，也使得Faust所稱，遺族因為資訊不足而對喪失的認知和理解產生的一種「危機」狀況，在戰後台灣不斷持續、更隨著時間的延長而加劇。例如在戰爭中擔任軍屬的李琳彩，在戰後受到戰犯審判，並在1946年遭到澳洲軍事法庭處決。李展平對李家遺族的訪問中就提到，李琳彩在戰爭結束隔年被處死之後，李家就從來訪的其他台籍戰犯口中得知此一消息。但是，李母「仍不死心」，往後的數年之間，「一聽到有人從海外回台，必將前往探聽兒子下落，期待意外的驚喜」。很明顯的，李母的反應正如Faust所指出的，在缺乏有關親人是生是死的確實訊息之下—真的是「口說無憑」的狀況，使遺族心裡產生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空白」。如同Faust對美國内戰遺族的分析，這樣的親人喪失是「不真實的」、「無法被理解的」，也因此讓李母遲遲無法接受李琳彩喪生的事實。

Faust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為了面對親人的喪失，或是「將死亡視為真實的，感受並接受它的確實存在」，遺族們必須進行一些同時是具體的和心理的工作。例如，遺族們常常會尋找一些「物質性的證據」，做為「在情感上接受喪失的根據」。換句話說，「透過將死亡化為可見的和可接觸的」，遺族們方得以將家人的死亡和喪失視為真實的。具體來說，就是「創造一些可見的符號來代表哀傷（grief），並用以演練和實踐遺族們現在扮演的新角色」。而喪禮、服喪（期間）、和喪服就是常見的符號。這樣的工作對做為妻子、父母、兒女、和手足的遺族來說特別重要，因為「新的身分—寡婦、孤兒、無後的人—現在重新定義了他們的生活」。簡言之，遺族需要進行某些工作，方能合理化、同時不再抵抗他們因為戰爭而失去家人的事實。

與此相關的，英國作家 Neil Hanson 則研究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遺族們為了感受並接受家人的喪生而進行的戰爭紀念活動。他特別關注的，是某些具體的「場所」和「物體」如何在紀念活動中被建構，並被賦予一種特定的作用，來界定亡者對遺族以及廣大社會所代表的價值和意義。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的三個項目：前往戰場的「巡禮」（pilgrimage）、「有型的紀念物」（physical memento）、和「紀念碑」。 （相關報導： 有毒的關係：《直通莫斯科》選摘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傅敏雅（Samia Ferhat）、蕭阿勤合編著作《記憶的紐帶：台灣的歷程》（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