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政府投入大量補助給電影，然而最終票房表現卻屢屢不如預期，形成一種尷尬局面：資金不斷挹注，市場卻未同步成長。這一現象並非單一原因所致，而是制度設計、產業結構與創作邏輯多重錯位的結果。
首先，補助機制本身容易導致「政治與評審導向」取代「觀眾導向」。許多計畫在企劃階段即以符合政治正確與評審口味為優先，而非市場接受度。這使得作品在主題與敘事上傾向安全、象徵或政策正確，卻缺乏足以吸引大眾的情節與娛樂性。當創作者的首要目標是「拿到補助」，而非「讓觀眾買票」，作品自然難以在商業市場立足。
其次，產業鏈斷裂亦是關鍵問題。電影成功並不只取決於拍攝本身，還涉及行銷、發行與檔期策略。然而台灣電影產業長期偏重製作端，對宣傳與市場經營投入不足。許多補助案在完成後缺乏有效的觀眾溝通策略，最終只能在有限場次中匆匆上映，甚至淪為影展作品。換言之，政府補助往往只解決了「能不能拍」，卻沒有解決「如何被看見」。
再者，題材選擇與敘事方式也存在結構性問題。部分創作過度依賴本土歷史、社會議題或個人經驗，雖然具有文化價值，但在敘事節奏與戲劇衝突上較為內斂，難以突破小眾市場。這並非否定藝術電影的必要性，而是指出補助政策若同時期待「文化使命」與「票房成功」，卻未區分不同類型的評估標準，便容易造成雙重失敗。
此外，補助制度缺乏績效回饋機制，也削弱了產業的良性競爭。當創作者即使票房失利仍可持續獲得資金支持，市場壓力無法有效轉化為品質提升的動力。長期而言，這可能形成依賴補助的生態，使製作方與投資方對市場風險的敏感度下降。
台灣市場規模有限，好萊塢與串流平台的競爭壓力極大，本土電影本就處於不對稱競爭之中。在此情況下，政府補助仍有其必要性，但關鍵在於如何「補得精準」。
未來政策或可朝幾個方向調整：其一，建立分流機制，區分藝術型與商業型電影，採取不同評估與補助標準；其二，加強對行銷與發行的資源投入，而非僅限製作補助；其三，引入部分市場驗證機制，例如票房或觀眾評價與後續補助資格掛鉤；其四，鼓勵跨國合作與類型片發展，提升作品的普遍吸引力。
政府補助電影並非問題本身，問題在於補助如何影響創作動機與產業結構。當政策設計未能連結市場邏輯與觀眾需求時，再多資金也難以轉化為真正的文化影響力與產業成長。唯有重新校準「文化價值」與「市場機制」之間的關係，台灣電影才有可能在補助之外，找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相關報導： 《穿著PRADA的惡魔2》輸了！2026最強續集電影冠軍是「它」：劇情緊湊、彩蛋滿滿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聚傳媒》授權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