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許劍虹專欄：被人遺忘的亞洲艦隊總司令顏露爾─支持台灣光復的美國海軍對華戰略之父

與鬧出「史迪威事件」（Stilwell Incident）的美國陸軍相比起來，美國的海空軍向來更加堅定支持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例如主持中美合作所的梅樂斯（Milton Miles）中將、先後擔任第7艦隊司令的金開德（Thomas C. Kinkaid）與柯克（Charles M. Cooke Jr.）上將，太平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尼米茲（Chester W. Nimitz）以及海軍作戰部長金（Ernest King）上將等都是代表性人物。

已故的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馬侃（John McCain），更是從爺爺、父親、他本人到兒子都在美國海軍中服役，且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也都一門四烈從不掩飾。儘管陸軍也有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或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等支持中華民國的代表性人物，但因為史迪威的關係還是沒有像海軍那般強烈，而美國海軍如此力挺中華民國的原因，還是受到地緣戰略的影響。

然而上述提到的幾位美國海軍代表人物，雖然在台灣都是耳熟能詳，但卻不是美國海軍「中國幫」的真正源頭。最開始重視對華關係的美國海軍代表人物，其實是1936年到1939年擔任美國海軍亞洲艦隊（Asiatic Fleet）總司令的顏露爾（Harry E. Yarnell）海軍上將。提到顏露爾將軍對中華民國的支持，那可不只是毫無保留，甚至可能超越我們一般常人的想像。

因為他不僅大力呼籲美國支持中國的抗戰，還在1938年就主動提出台灣與澎湖的主權應該在日本戰敗後歸還中國，幾乎可以稱得上是美國海軍提倡台灣光復的第一人。同時在那個強調大艦巨砲主義的時代，顏露爾也是航艦以及潛艦戰略的積極提倡者，對金以及尼米茲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絕對可以被視為美國海軍的現代化之父看待。

「亞洲艦隊總司令」這個職稱，從今日的眼光看來很有19世紀帝國主義強權時代的味道，1875年出生在羅德島州的顏露爾確實也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產物。但是1959年去世的他卻跳脫了時代的侷限，看到了美國海軍乃至於整個世界在他死後一個世紀的發展趨勢，率先帶領自己的後輩做出調整。當然如此調整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服務美國的戰略利益。

而顏露爾之所以如此支持中國，並不是因為他天生就喜歡中國，而是因為1893年從海軍官校畢業後就在美西戰爭中參加征服古巴與菲律賓，接著又跟著介入義和團事件的他瞭解亞洲對美國控制全球海上生命線的重要性，並認知到了日本將成為美國控制西太平洋的頭號障礙。實際上日本帝國海軍也早在打贏日俄戰爭後的1907年，就已經把美國海軍視為頭號大敵。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戰時國民政府的對韓政策 ｜ 更多文章 ）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1919年2月，顏露爾就在給時任海軍作戰部長辦公室軍需裝備事務助理麥基恩（Josiah S. McKean）少將的電報中，強調日本是所有戰勝國當中條件最好的一個，且已經摩拳擦掌做好進軍中國的準備。然後在給首任海軍作戰部長班森（William S. Benson）上將的電報中，他又進一步分析了美日開戰的可能性。

他強調美國與日本都不具備進攻對方本土的可能性，但是美國海軍在後勤上也不具備將主力艦都派往殖民地菲律賓的能力，所以一旦雙方開戰，美屬菲律賓將在第一時間內陷落。顏露爾同時強調，日本帝國海軍還將對關島、阿留申群島甚至整個阿拉斯加產生類似的威脅，並對美國的全球商業運輸線發動攻勢。所以一旦美日開戰，他建議美國海軍立即將艦隊主力轉移到夏威夷，封鎖日本的海上航道，同時盡可能的將戰火燃燒到亞洲海域。顏露爾同時建議美國海軍投資發展大型潛艦，以對日本實施長期封鎖戰。而等到航空母艦這款新型武器問世後，顏露爾又預測到美國海軍在夏威夷的前進基地可能不保，於是在1932年2月的一次演習中他不惜違抗指令，展示海軍航空力量的威力。

按照規定，指揮航空母艦列辛頓號（USS Lexington, CV-2）與塞拉托加號（USS Saratoga, CV）的他應該在演習中與戰艦編隊一起行動，但是他卻沒有按照原定計劃去做，反而帶著兩艘航艦脫離了戰艦編隊，命令艦載機對珍珠港來了一次成功的「偷襲」。顏露爾的行動，精確的預言了九年後日本帝國海軍對珍珠港的偷襲，但當下卻沒有人認真看待他的預言。

亞洲艦隊本來就是為了因應美國取得殖民地菲律賓後的政治情勢，而在1902年創建，其麾下的揚子江艦隊（Yangtze Patrol）同樣是為了執行美國海軍「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目的而誕生。身為亞洲艦隊倒數第二任司令的顏露爾，在目睹國軍在淞滬會戰的英勇表現之後，成為了蔣中正最為堅定的美國友人。

他在解除亞洲艦隊總司令職務後返回美國的1939年11月，於波士頓發表了重要演說，大力讚揚了國軍的堅忍表現。儘管顏露爾在演說中也提到了花園口決堤慘案，但是他不僅不苛責國民政府，還認為此一行動在軍事角度上觀察有其意義。吃苦耐勞又不怕犧牲的中國軍民，看在顏露爾眼中對美國有極高的戰略價值。

只要國軍不停止抵抗，就能將日軍牽制在中國戰場上，減輕美國海軍的戰略壓力。顏露爾因此強調：「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民族能像中國人一樣，以如此堅忍的態度忍受貧困與苦難，卻又極少抱怨。他們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具有驚人的工作能力，以及在極少資源下生存的本事。當他們擁有工作與食物時，世上幾乎沒有比他們更開朗、更善良的人民了。」

為此顏露爾相信一旦美國與日本開戰，中國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至少絕對不能在擊敗日本的過程中缺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本身已經是「上一個時代」產物的顏露爾逐漸退居二線，但是中國的戰略價值看在他眼中只增不減。他抨擊美國政府的「歐洲第一」戰略，強調亞洲才是美國的未來所在，並警告華府絕對不能讓蔣中正的國民政府垮台。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戰時國民政府的對韓政策 ｜ 更多文章 ）

本身就支持發展航空母艦的他，更成為了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的支持者，主張美國應該盡可能滿足陳納德駝峰空運的需求，好讓第14航空軍協助海軍切斷日軍的海上補給線。然而顏露爾終究已經退居二線，且美國的軍事大權仍掌握在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等陸軍將領手中，「歐洲第一」路線始終難以撼動。

直到二戰結束以前，美國在亞洲的頭號假想敵始終是日本，而台灣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成為了日軍進攻菲律賓的基地，使美軍產生了台灣在戰後不能繼續由反美國家控制的思想。二戰時的中華民國則一如今天的中華民國，是亞洲最親美的國家，又靠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支持成為四強，台灣戰後回歸中國的政治地位在當時自然普遍獲得美國軍政大員們的支持。

不過國民政府是否有治理台灣的能力，在當時已經遭到了以葛超智（George Kerr）為代表的一批美國海軍少壯派的質疑，他們憂慮戰後的中華民國成為共產主義國家並採取敵視美國的政策，導致台灣成為中共甚至於蘇聯的海空軍基地，進而重演日軍由台灣出發進攻菲律賓的悲劇。於是所謂「託管台灣」的主張，從1942年起孕育而生。

反倒是顏露爾等「老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認為中華民國的整體穩定局勢遠比台灣一個海島的戰略價值更為重要，認為美國應該協助國民政府為對華戰略的優先項目，而不應該在還沒嘗試穩定國民政府以前就先承認失敗將台灣的主權從中國脫離。為此他從1938年起就主張台灣應該回歸中國，原因是島上人口95%以上為與大陸人民同文同種的漢民族。

顏露爾支持國民政府收復台灣的主張，得到了重慶的台灣人抗日團體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支持，於1942年4月15日透過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致信向他表達謝意。當時領導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李友邦、謝南光以及宋斐如都是左派人物，意識形態上都與顏露爾站在對立面，但卻都因為顏露爾對台灣光復運動的支持而肯定這位前亞洲艦隊司令，也算得上是一種「統一戰線」吧。

當然從顏露爾的角度出發，二戰以前的美國頭號敵人是日本，中國共產黨只要能夠抗日，也同樣可以被視為合作的對象。這是為什麼抗戰爆發之初，顏露爾曾大力支持陸戰隊軍官卡爾森（Evans F. Carlson）到延安考察的原因。只是隨著中國共產黨利用日軍進攻削弱國軍而壯大的現實日益明顯之後，美國海軍對中共的態度逐漸由原本的親善轉向警惕。

國民政府在1944年遭遇「一號作戰」慘敗，令不少早先時候支持國民政府的美國人對蔣中正失望，轉而產生聯合中共的想法。但是顏露爾卻強調如果國民政府在二戰就崩潰的話，中國共產黨勢必將接管整個中國，而他始終認為中共是蘇聯扶持的產物，因此一個共產中國注定將成為美國的威脅。

所以到了戰爭末期，他的關注焦點已經從擊敗日本轉為確保國民政府不提前崩潰。顏露爾認為美國所追求的不應該只是打敗日本與納粹德國，而是確保戰後世界的永久和平，並成立類似於聯合國的國際組織來達成此一目標。

儘管在二戰期間也曾主張美國應援助蘇聯，但是顏露爾對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誠意始終抱持懷疑態度，認定蘇聯將在戰後成為世界和平的隱憂。如果中國在戰後經由共產革命納入蘇聯的控制範圍，對美國的威脅肯定是空前絕後的。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戰時國民政府的對韓政策 ｜ 更多文章 ）

私底下到底顏露爾是否有對蔣中正的表現感到失望？目前無人能知，但是他在公開場合的論述始終是美國必須要力挺中華民國到底，因為只有一個親美的中國才能確保旅順、大連、青島以及台灣的海空軍基地繼續為美國所用。只要國民政府不倒，並且在戰後將局勢穩定下來，美國就沒有白打這場太平洋戰爭。

顯然顏露爾的戰略思維，相當大程度上為金上將到馬侃在內的美國海軍將官所繼承，所以無論如何必須要穩住蔣中正對中國的統治。甚至抗戰結束後不久，第7艦隊就將司令部設在青島，假如沒有1949年的大陸淪陷，恐怕就不會有今天橫須賀的地位。大陸在1949年的赤化，看在生命只剩下最後10年的顏露爾眼中肯定是人生當中最大的挫敗。

所以顏露爾雖然年事已高，沒有辦法如陳納德那般加入「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的運作，但是他仍以一位老海軍的威望在公開場合替中華民國發聲。他沒能說服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反攻大陸，但起碼台灣這座重要的海空軍基地仍被掌握在親美政權手中，且一如當年對日本的圍堵一樣，圍堵中共的思想也為顏露爾在海軍的後輩所延續了下來，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起點。

從各方面來看，顏露爾不僅是美國海軍的中國通，同時也是當今美國海軍對華戰略之父。他不僅預測到了中國對美國海上霸權的重要性，也靠著金上將等後繼者制定了美國海軍接下來近一個世紀的戰略規劃。顏露爾甚至在1944年就針對美國海軍造船的問題發表看法，連當今美國造船產量不足的問題都預測了出來，實在是天才中的天才。

從當今中國人民海軍艦艇數量已超過美國海軍的現實來看，他更是在80年前就預測到了一個不友善的中國對美國是最大的威脅，才會拼老命主張華府不應該放棄國民政府。甚至就連戰後協助中國發展國防的建議，都是以發展中華民國空軍的戰機中隊、港口防禦設施以及小規模的海上艦隊為主，因為一旦中國海防出了危險，美國海軍就必須親自下場去救。

由於深知中華民國領導下的中國，將會是美國穩定整個西太平洋的戰略夥伴，顏露爾難以信任靠共產主義革命上台，且宣佈向蘇聯「一邊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海軍延續了顏露爾的思想，始終將中國人民海軍視為自身最具挑戰性的假想敵，即便是在美國與中共關係最緊密的1979年到2017年都沒有改變。

當然如果顏露爾沒有在1959年去世，看到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北京後，又重新爭取到中共與美國聯手對抗蘇聯，或許會有一絲欣慰。在冷戰末期需要拉攏中共圍堵蘇聯，冷戰後又需要中共合作穩定亞太局勢的情況下，或許顏露爾會轉向認可紅色中國也不一定，畢竟對他這樣的老戰略家而言，中國只需要親美就可以符合美國的利益了，是哪個顏色的中國不是那麼重要。

問題就是在於中共一如打完日俄戰爭的日本，並不想要永久按照美國的戰略規劃去走。他並不安於永遠當顏露爾所期望的那個「不惹事」且「親美」的乖乖牌中國，而是有要「收復」台灣以及控制東海與南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願望。從川普總統這次對北京的訪問來看，面對這樣一個來勢洶洶的中國，美國已經不可能光靠顏露爾的懷柔政策來馴服了。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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