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作聖觀點：AI不是技術，而是文明─台灣科技發展的關鍵轉折

在 2026 年全球科技競逐的深水區，人工智慧（AI）的戰場已發生根本性位移。晶片禁運、供應鏈重組與區域衝突的交織，證明了單點技術的優勢已不足以支撐長期的國家競爭力。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曾指出，核心競爭力已從「技術管制」轉向「生態主導」。若一個體系能實現完整運行並具備自我演化能力，則其建立者必將掌握全局主導權。這一轉變標誌著AI已經脫離單純的工具範疇，上升至「文明」的結構層次。

當前AI的本質，並非模型參數或算力的競賽，而是「知識生產體系」的競爭。技術、科學與文明三者之間存在明確的遞進層級：技術是知識的末端應用，科學是知識的生成源頭，而文明則是支撐知識持續生成的制度結構。

技術可以透過資本投入與工程開發在短期內快速複製，但科學生成需要深厚的制度支撐與長期累積。文明層次則決定了這些活動能否在動態環境中持續運行。若將AI誤解為產品或工具，國家發展將不可避免地陷於依附與被動；唯有將其視為文明的基礎構造，才具備在全球體系中長期競爭的基石。

這種轉變可由熱力學的「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s）理論得到科學解釋。諾貝爾獎得主 Ilya Prigogine 指出，一個開放系統必須透過與外界交換能量與物質，才能在遠離平衡的狀態下維持低熵，進而產生新的有序結構。

AI 正是這種負熵機制在數位世界的具體呈現。先進的系統不再依賴靜態、封閉的知識庫，而是在持續運行與數據交換中，自動生成、修正並重組知識。這種自組織與非線性演化的特徵，賦予了AI文明級的結構意義。系統的秩序並非由外部設計預設，而是在耗散與演化過程中湧現，這正是體系主導權的核心來源。

歷史證明，科技領先從來不是單一技術突破，而是制度重構的結果。啟蒙運動確立了科學方法，工業革命則將其規模化為產業體系。美國長期透過研究型大學與國家實驗室維持知識供給，使其創新具備持續性與擴張性。近期中國在《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的快速竄升，亦反映其試圖將知識生產與工程體系深度整合的戰略企圖。

反觀台灣，長期以來扮演技術轉化的重要節點，優勢集中於製造效率與供應鏈整合。然而，這種結構存在明顯的發展上限。當全球競爭核心轉向知識生產體系時，單純的工程能力將難以支撐長期優勢。台灣目前的困境不在於投入不足，而在於運作邏輯：知識仍被視為外部輸入，技術規格仍依附於他人標準。

AI 的關鍵突破，在於知識生成已進入「自動化」與「制度化」階段。自主科學發現系統（ASDS, Autonomous Scientific Discovery Systems）與科學人工智慧（AI4S）的成熟，已將推論、實驗驗證與邏輯修正整合為連續運行的流程。 （相關報導： AI權力地圖出列！台股前20大AI霸榜12家、台積電抵過一個國家，台灣科技供應鏈正改寫全球版圖 ｜ 更多文章 ）

這意味著知識不再僅由個別研究者緩慢累積，而是由系統 24 小時不間斷地產出。這是一場範式轉移：知識生產從「專案型活動」轉為「制度性運作機制」。

文明主體性的內涵正因AI而改寫。國家競爭力不再取決於自然資源或市場規模，而在於是否擁有可持續運行的內生性知識體系。ASDS 不僅是技術，它是制度結構的一部分，能形成閉環運行。

在全球競爭中，統一標準的集中式架構正逐步讓位給「分布式自主體系」。各國紛紛在特定領域建立專屬規則。規則不再是外部協調的結果，而是內部運行的產物。能夠定義規則與協議的體系，才具備真正的實質主權。

主權體系（Sovereignty Systems）的實踐，核心在於追求「全底層結構性自主」與「本位智能」（Ontological AI）。透過將獨特的邏輯、倫理與產業知識封裝於系統底層，確保文明主體性不被全球化技術稀釋。這是在全球熵增、秩序動盪的環境下，建構守護核心價值的數位堡壘。

台灣目前面臨的並非「追趕哪項技術」的選擇，而是「結構定位」的生死存亡。若無法在關鍵產業中建立具排他性的知識協議與運行規則，台灣將長期停留在供應鏈的外部節點，供應鏈的優勢若無法轉化為文明體系的優勢。

人工智慧已成為文明的運行基礎，競爭核心已從技術能力轉向制度結構，從資源占有轉向規則制定。台灣的轉折點，在於能否重建一套將知識生產納入制度的體系。科技發展的關鍵轉折，在於知識生產能力成為制度結構的核心，使工程能力與知識能力形成完整結構，這一轉變屬於文明層次的轉變，並構成台灣在人工智慧時代的科技基礎。

這種「文明層次轉變」的實踐，能確保知識主權不被稀釋，讓台灣在人工智慧時代的文明版圖中，正式從「技術供應者」躍升為「生態主導者」。這是一場關於生存位階的賽局，也更是台灣科技文明重塑的關鍵起點。 （相關報導： AI權力地圖出列！台股前20大AI霸榜12家、台積電抵過一個國家，台灣科技供應鏈正改寫全球版圖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化學博士、科管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