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14年因病猝逝的資深藝人曹西平，生前與原生家庭決裂，晚年依靠乾兒子Jeremy照顧，他也曾公開表示，希望能將身後財產留給這位「沒有血緣卻最親近的人」。但台灣現行的《民法》繼承編體制下，即便曹西平立了遺囑，遺願仍難以實現，那些和他疏遠的手足，依然能依法拿走一部分遺產。
這就是台灣特有的、長期受到法學界關注的「兄弟姊妹特留分」制度。
台灣邁入超高齡化與少子化社會，現代家庭結構已轉變為核心小家庭，傳統「認血緣、不認貢獻」的法律框架，逐漸引發諸多不公。為此，民國114年底民間發起連署，要求修正《民法》第1223條、刪除「兄弟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的規定，已獲法務部承諾民國115年啟動立法程序。
「血緣優先」受挑戰？現代家庭的繼承困境
「過去人們常用『同一口灶』來形容同一個家戶的經濟與生活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陳韻如表示，在傳統漢人「同財共居」的家庭中，所有成員（包括親生與收養的手足）會一起務農、打拼家業、累積家產，並以此維生。因此，在「分家」時，由下一代平均分配家產，具有其歷史上的合理性。她同時補充，這樣的分配原則主要適用於男性子嗣；儘管女兒在家庭經濟中亦有所貢獻，實踐上多半是透過嫁妝取得財產，而不參與家產的平均分配。不過她也指出，「在現代社會，這種以大家庭作為經濟單位的型態，已經逐漸式微。」
事實上，「特留分」制度的設立背景初衷，乃在於100年前的中國在建立在個人主義下的現代《民法》時，雖尊重遺囑人的處分個人財產自由，但為了避免被繼承人將全部遺產遺贈他人，導致配偶、子女等近親家庭成員失去依靠、陷入生活困頓，因此，國家透過法律強制保留一部分遺產給法定繼承人，具有「家屬最低生活保障」的社會政策考量。
然而現代社會，許多兄弟姊妹可能長年未聯絡，甚至根本不清楚彼此的財務狀況。陳韻如副教授認為，在這種各自經營經濟生活的前提下，如果無子女的被繼承人過世，卻因為特留分制度，導致關係疏遠的兄弟姊妹可在違反被繼承人明白表示的意願下，依法分得部分遺產，「這種強制手足參與財產分配的特留分，合理性已經變得非常薄弱了。」
另一方面，兄弟姊妹特留分還可能衍生「過度保護未盡義務的血親」的情況，反而嚴重侵害了被繼承人的遺囑自由與實質家屬的生存權。「兄弟姊妹特留分可能影響生存偶的居住與財產。」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黃詩淳說。
黃詩淳教授觀察，在現代「無子女」的高齡家庭中，若一方過世、同時有立遺囑將財產（通常是唯一的房產）全數留給相依為命的生存配偶時，依現行《民法》規定，死者關係疏遠的兄弟姊妹，仍可依法主張特留分（應繼分的3分之1）。實務上常發生生存配偶為支付現金（特留分之價值）給手足，被迫變賣唯一賴以居住的房產，面臨無家可歸、甚至失去養老金的二次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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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反對者認為，基於「扶養繼承對價論」的概念，「負有扶養義務者，應享有繼承權」，主張依據《民法》第1114條規定，手足之間既然互負扶養義務，就不應剝奪其特留分。
對此，黃詩淳教授提出不同觀點。她解釋，儘管《民法》規定兄弟姊妹互負扶養義務，但在實務上，《社會救助法》與《老人福利法》在評估弱勢救助資格或向家屬追討安置費用時，都僅限於「配偶」與「直系血親」，並不會將「兄弟姊妹」列入計算或求償範圍。
換句話說，當事人若無父母或子女可供扶養，國家就會直接介入照顧，實質上已不期待、也不要求手足間承擔實質的扶養責任；既然國家與社會現實，已不再要求手足履行扶養義務，以「手足互負扶養義務」來正當化保留特留分的基礎，就缺乏正當性了。
廢除旁系血親特留分的國際趨勢
事實上，各國對於特留分制度的變革，普遍呈現「限縮或廢除旁系血親特留分」的趨勢，進而提升對立遺囑人財產處分自由的保障。
以瑞士為例。瑞士早期法律特留分保障範圍廣泛，包含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及配偶等，直到2023年修法後，僅限「直系血親卑親屬」、「配偶」或「登記伴侶」享有特留分保障，排除了「父母」的特留分。
與台灣國情相近的南韓，兄弟姊妹亦依法享有特留分，但2024年韓國憲法法院裁定「強制規定兄弟姊妹特留分」違憲並即刻失效；其理由除了現代家庭結構改變、過度侵害財產處分自由，更進一步提到對實質貢獻公平的重視。
從血緣到貢獻的繼承制度轉型
「扶養義務與強制繼承權（特留分）在法理上並非必然連動。」黃詩淳教授舉例，日本民法雖然規定兄弟姊妹間有互相扶養的義務，但其民法在制度設計之初，就從未將兄弟姊妹等旁系血親，列為特留分權利人，而係透過其他制度調整繼承之實質公平。。
例如，日本在1980年即修法引入「繼承人遺產貢獻分」制度，鼓勵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提供勞務、療養看護或維持財產，在遺產分割時，可先扣除該貢獻分，剩餘財產再行分配。
至於「非繼承人之親屬特別貢獻」，例如「媳婦」無償照顧公婆，卻因「非繼承人」而分不到遺產的困境，日本於2018年修法並於2019年實施新制，允許對被繼承人無償提供療養看護且有特別貢獻的「非繼承人之親屬」，可直接向繼承人請求支付相當於貢獻價值的「特別貢獻費」，形成「貢獻分」（繼承人）與「特別貢獻」（非繼承人）的雙層貢獻度制度。
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教授鄧學仁在《因應高齡化社會檢討修正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之研究》建議，未來台灣修法應擴大至「不限親屬」，讓無血緣的乾子女、長期同居伴侶等實際照顧者，也能獲得保障。
沒有明文規定，照顧者的貢獻如何認定？
現行繼承法最大的盲點在於，缺乏對「實質照顧者」的法律評價。黃詩淳教授指出，我國《民法》於1930年代制定時，考量大家族同居共財，刻意不將「貢獻分」入法，以免引發親族紛爭。但在現代社會，若某位子女長期辭去工作，全職照顧高齡父母，另一位子女長年不聞不問，最終遺產卻由兩人均分，顯然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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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就曾發生一起極端案例。一位女兒長期全職照顧母親，一審法院竟要求她將代收的母親房屋租金，全數吐回遺產均分；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51號判決）發回更審，法院才以「基本工資」估算女兒因全職照顧而減少的收入，並允許從應返還的遺產中扣除。這凸顯了在缺乏「貢獻分」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只能透過個案解釋，來將低制度「只認血緣、不認貢獻」造成的不公。
儘管《民法》第1149條「遺產酌給制度」保障被繼承人生前持續扶養的「非繼承人」（如情侶、同居人、繼子女等），若因被繼承人過世而陷入經濟困境，可向法院請求從遺產中酌給適當財產。
但在實務運作上，門檻非常高。「請求者必須是『生前受死者扶養』，且因為死者過世導致『生活陷於困難』，例如生病、罹癌而無法工作，才能向法院請求『酌給遺產』。」全國律師聯合會前理事長尤美女律師觀察，法院在判定是否「生活困難」時，通常會用「最低生活收入」金額來檢視，若當事人有手有腳、還能外出賺錢，就不會被認定為「生活困難」，要爭取遺產酌給就更難了。
如何量化愛與照顧？未來修法的核心難題
當法律轉向看重「貢獻」時，實務上面臨的最大挑戰，將是如何將家務勞動與情感照護客觀量化為金錢。另一方面，雖然廢除兄弟姊妹特留分，已取得台灣社會普遍共識，但仍有部分民間婦女團體持質疑態度，其最大根源就在於華人社會「重男輕女」觀念仍在，一旦長輩的遺囑表明將財產全留給「兒子」，此時，特留分反而成為保障「女兒」不被剝奪繼承權的「最後一道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