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第三方不是萬靈丹─校事會議改革不能只是把恐懼分流到考核會

近來談到校事會議制度改革，許多人主張應引進第三方處理機構，認為只要把爭議交由校外、公正、獨立的單位處理，就能化解家長疑慮，也能避免學校球員兼裁判。這樣的說法乍聽合理，卻可能忽略了校園現場真正的困境：問題不是誰來處理，而是我們到底用什麼邏輯處理教育事件。

教育部日前強調，校事會議新制已經發揮分流效果：2026年1月至4月受理202件投訴案件，其中45件進入校事會議調查，占22%；相較修法前2025年同期448件投訴案件中有366件進入校事會議調查，占82%，比例大幅下降。教育部指出，修法後已清楚區分教師不適任案件與考核懲處案件，使不同性質案件回到不同制度處理。

然而，對第一線教師而言，真正的恐懼並沒有因此消失。因為許多案件即使不再進入校事會議，也可能被移往教師成績考核會處理。老師仍然要接受調查、提出說明、等待審議，最後甚至可能因為教育現場中的一次細微判斷，被認定為「不當」、「失當」或「未盡責」，進而受到申誡、記過等行政懲處。

這正是制度最深層的問題：案件從校事會議分流到考核會，不等於從調查邏輯回到教育邏輯。若分流的結果只是把教師從「疑似不適任」程序，轉送到「是否應受懲處」程序，那麼教師感受到的仍然是被檢舉、被調查、被檢視、被懲處。程序名稱改變了，但教師被迫自保的處境並沒有改變。

校園每天發生的師生衝突、管教爭議、親師誤解，並非每一件都適合立即進入調查程序。許多事件的本質，是班級經營問題、溝通落差、學生發展需求、特殊情緒行為，或者親師之間長期信任不足。這些問題需要的是教育專業、輔導支持、行政協調與關係修復，而不是一開始就被轉化為檢舉、受理、調查、認定與究責。

當事件一進入程序，當事人立刻被推向攻防位置。學生與家長開始蒐證，教師開始自保，行政單位擔心程序瑕疵，學校內部關係迅速緊繃。原本還有機會透過溝通、輔導、說明與修復處理的教育事件，一旦被調查化，往往很難再回到教育現場本來應有的信任關係。

因此，所謂「第三方機構」並不是萬靈丹。第三方若缺乏教育現場經驗，不熟悉班級經營、學生發展、教師管教裁量與校園運作脈絡，最後很可能只是以法律、兒少保護或行政究責的視角，審查教師的教育專業判斷。表面上看似中立，實際上卻可能形成「非教育專業審查教育專業」的困境。

近年兒少及幼教相關事件的處理經驗，已經讓第一線教育人員深刻感受到：外部介入如果缺乏教育理解，不但未必能讓事情更清楚，反而可能讓現場更恐懼、更防衛。許多教師不再思考怎麼教、怎麼管、怎麼陪伴學生，而是先思考怎麼避免被投訴、怎麼留下紀錄、怎麼證明自己沒有錯。這樣的制度結果，並不會創造更好的教育，只會催生防禦性教學。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鐵拳教育 VS. 紙老虎管教措施─從「16項管教措施」看台灣教育的結構性崩壞 ｜ 更多文章 ）

教師當然不是要求犯錯可以不被處理。涉及暴力、霸凌、性平、重大不當管教、兒少保護或侵害學生權益的事件，本來就應該依法調查與處置。但教育現場充滿即時判斷，班級經營、輔導管教、親師溝通，往往不是非黑即白。老師可能語氣不夠精準，處理順序不夠周延，紀錄不夠完整，或在高壓情境下做出未必完美、但並非惡意的教育判斷。這些情況如果一律導向調查與懲處，只會讓教師覺得自己完全沒有犯錯、修正與成長的空間。

更嚴重的是，在現行考核制度下，行政懲處並不是一張無關痛癢的提醒。對多數教師而言，申誡、記過不只是名義上的處分，而是可能影響考核、獎金與職涯評價的紀錄。於是，原本應該作為教育改進的事件，最後變成懲處紀錄；原本應該支持教師修正做法的制度，卻讓教師學會少說、少管、少做，避免自己成為下一個被檢視的人。

所以，分流不是終點。真正的改革，不應只是把案件從校事會議分流到考核會，也不應只是把校內處理外包給第三方。真正的改革，是在分流之後建立比例原則、教育專業判斷與合理容錯空間。

一般教育互動爭議，應優先透過行政協調、親師溝通、輔導介入、專業諮詢與改善建議處理；只有在行為具有明確違法、重大不當、反覆發生且拒不改善，或已實質侵害學生權益時，才應進入正式調查與懲處程序。否則，所謂分流只是把校事會議的寒蟬效應，轉移到考核會裡繼續發生。

校園需要的不是「每一件事都查清楚、每一個瑕疵都記上一筆」，而是區分教育事件、行政疏失與重大違失的能力。制度若不能容許教師在合理範圍內修正、學習與改進，就不可能期待教師願意承擔輔導管教責任。沒有容錯空間的校園，只會培養防禦性教學；沒有比例原則的制度，只會讓老師相信，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校園不是法院，教師也不是被告。教育現場需要的是能夠理解脈絡、修復關係、支持學生也支持教師的制度，而不是讓每一次衝突都變成一場準司法程序。若我們只是不斷把問題交給第三方，卻沒有重建教育專業的第一道判斷，最後只會讓學校更不敢教、老師更不敢管、行政更不敢擔當。

校事會議改革不能只看進入調查的比例下降多少，更要看教師是否仍然生活在隨時被檢舉、被調查、被懲處的恐懼之中。教育部真正該回答的，不是「有沒有分流」，而是「分流之後，教師是否還能安心教育」。

若制度只是把案件從校事會議移到考核會，或從校內程序交給第三方機構，卻沒有建立比例原則、教育專業判斷與合理容錯空間，那麼校園的寒蟬效應並不會消失，只會換一個名字繼續存在。真正該被重建的，不只是程序，而是教育現場早已流失的信任。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鐵拳教育 VS. 紙老虎管教措施─從「16項管教措施」看台灣教育的結構性崩壞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全教總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