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創新追趕能力的提升，中國更在透過生產能力、規模優勢和對關鍵投入品的控制，把技術進步迅速轉化為覆蓋經濟與國家安全體系的現實力量；美國要有效應對，就必須在持續創新之外， 重新掌握先進製造，關鍵供應鏈、技術擴散和制度執行力，以一場著眼數十年的國家工程，重建技術優勢與戰略運動，這將是一場著眼於數十年的國家工程，重建技術優勢與戰略運動。
如今，科技已成為中美競爭以及更廣泛塑造世界格局之爭的核心戰線，美國必須再次做出調整。這場競爭正在半導體、人工智慧、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等前沿領域展開。華盛頓若想勝出，就需要對何為成功作出清晰界定，並制定一套明確且連貫的實現路徑。
數十年來，美國對華政策建立在一個判斷之上：中國本質上與美國跑的是同一場比賽，只不過落後幾步。中國一度被視為一個「模仿者」—善於複製、創新滯後，最終仍依賴獲取西方技術。美國的領先地位則被認為是穩固的，甚至具有延續性。但中國在創新上不再只是追趕美國。中國正奉行一套邏輯：將生產能力、規模優勢以及對關鍵投入品的控制，置於國家戰略的核心。
美國更聚焦於維持自身在創新突破上的領先，確信這些突破會自然外溢並轉化為經濟、軍事和軟實力；而中國則更關注這種「外溢效應」本身，試圖將技術進步轉化為覆蓋整個經濟體系和國家安全體系的實際能力。換言之，中美開啟了不同賽道。儘管這種轉變是逐步發生的，但其後果如今已無法忽視。在一個又一個領域，中國已經或正在現代經濟依賴以運作的諸多基礎層面上建立起主導地位。
成為全球科技領導者，已成為中國國家權力運作的組織原則。北京的產業政策圍繞著這個目標。其戰略設計也著眼於長期。中國領導階層正試圖讓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形成依賴，同時讓中國擺脫對外部的依賴。並且，他們判斷，要實現這一目標，中國並不需要在每個前沿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相反，中國需要控制那些具有槓桿效應的關鍵節點—也就是已開發經濟體和現代軍隊賴以運作的投入品與系統。北京已經掌握了其中若干節點，包括稀土加工、藥品前驅物原料和電池，並正努力在機器人等其他領域佔據類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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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指出，近幾十年來，美國逐漸形成一種看法：技術設計和科研天然是美國的強項，而製造業則只是一個成本中心，可以安全地轉移到海外。但人們日益清楚地看到，創新無法與生產分離，因為製造環節一旦外流，製程工程的知識與經驗也會隨之流失。久而久之，這種知識外流會侵蝕支撐技術領先地位的回饋迴路。歷史已經表明，投資於一個多元且富有韌性的製造業基礎具有重要價值。
推動創新和製造固然至關重要，但僅靠這一點，還不足以建立一個富有韌性的技術—工業基礎。美國的新戰略也必須包括積極的保護機制，以守住這項基礎。最佳路徑就是「小院高牆」。這意味著，美國在管控對像上應有選擇，劃定一個「小院」，只聚焦那些將決定國家安全和戰略競爭走向的最敏感技術；與此同時，再以嚴密限制構築一道「高牆」，把這個「小院」牢牢圍住。對高端生物技術設備實施出口管制，以及對美國資本投資中國量子計算等敏感技術生產領域所施加的限制，都進一步說明了此方法在實務上的運作方式。
二戰結束後，華盛頓建構起一套國際貿易、法律與標準體系，為共同成長與繁榮營造了安全與經濟條件。而這套體系之所以成功，恰恰在於世界其他國家選擇接受並在其基礎上繼續發展。同樣，如果美國想在當下的技術競爭中獲勝，就無法只打造出最先進的人工智慧模型。它還必須讓全球接受其數位基礎設施。
沙利文認為，北京已經在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輸出一種「中國版」的數位基礎設施，通常將通訊硬體、雲端服務、監控系統、支付平台以及配套的低成本融資打包提供。這些輸出並非中性的；它們在預設設定上優先服務於國家控制、審查和監控。實際上，北京輸出的是一套威權主義的「操作系統」。美國必須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
如果全球數位經濟運作在美國的技術堆疊之上——包括雲端架構、晶片設計、安全協議和技術標準——那麼美國就有可能確保一個將民主價值嵌入21世紀程式碼之中的未來。反之，如果美國拱手讓出這一陣地，威權國家就可能掌握全球商業與通訊的基礎骨架，把國家控制置於公民福祉之上，並由此帶來後門監控、數據攫取、宣傳操控和脅迫等一系列後果。
要贏得這場「擴散競爭」，就需要大規模開展商業外交。美國政府應與美國企業協同合作，降低世界各地取得美國技術的門檻。為美國科技提供融資支援、技術援助，以及推動與美國企業建立合作關係，都將有助於提高其採用率，尤其是在那些中國已經提供補貼、可直接部署技術組合的地區。
在這場競爭中，標準與治理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硬體。標準往往晦澀且不受重視，但它們實際上是全球技術體系的「語法」，決定係統如何互動、資料如何治理、風險如何管理。這些標準由眾多國際機構制定，而這些機構對未來技術格局擁有巨大影響力，其覆蓋範圍從人工智能安全和數據隱私的「交通規則」，一直延伸至生物技術和生物製造。美國需要在這些機構中發揮主導作用，而不是像現任政府似乎正在做的那樣選擇退出。
尤其是，美國應優先推動建立人工智慧系統的標準化評估機制——在系統發布之前，就測試其為何能夠運作，以及它在現實使用中是否、又會如何失效。鑑於合成生物學與人工智慧之間正在不斷加深融合，華盛頓及其志同道合的伙伴也應支持為合成生物學建立安全護欄，包括共同的篩檢協議、對特別危險用途劃定紅線，以及在實驗或系統出現意外失效時建立事故報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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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指出，那些認為強調風險與安全會拖慢美國在對華科技競爭中步伐的人，把邏輯弄反了。確保安全性與可信度，並不會拖累美國及其盟友，最終反而會使它們行動得更快。不確定性會催生謹慎：當政策制定者和產業界對安全性和可靠性缺乏信心時，他們會更不願意採用新能力。美國現在應在協調並塑造全球人工智慧安全努力方面進一步加強投入，而不是選擇後退。
在致力於鞏固上述其他「制高點」的同時，美國技術戰略也必須為中美關係中的穩定與合作留出空間，這必須成為整個戰略的核心支柱，而不是事後的附屬考慮。中美兩國都不會消失，雙方都必須學會與彼此共存。如果這兩個大國不能攜手避免最壞風險，或者陷入一種不斷失穩的螺旋式下行，那麼這場競爭最終將以對所有人都構成災難的方式收場。沙利文認為競爭與合作並不矛盾。
同樣地，在中美兩國努力降低對關鍵投入品依賴的過程中，必須避免圍繞貿易限制展開針鋒相對的報復，因為那樣帶來的傷害很可能大於收益。清潔能源技術和生物技術領域的競爭，不應掩蓋雙方在應對氣候危機以及推動癌症等疾病治療進步方面的合作。同時，如果北京與華盛頓之間，尤其是在台灣海峽問題上，缺乏深入而持續的溝通，那麼軍事能力的增強反而可能提高戰爭爆發的風險。
競爭並不排斥合作。隨著技術能力的增強，美國將在爭取風險管控協議方面擁有更大籌碼。但如何找到恰當平衡，並不存在一套機械公式或固定演算法。要實現這一點，必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試錯，也難免伴隨一些摩擦。
即便如此，2024年續約的《美中科技合作協定》仍表明，兩國在推動競爭性政策的同時，依然保留著廣闊的科學合作空間，能夠在人類共同受益的科學研究事業上繼續協作。該協定推動雙方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特定資料庫和科學實地站點的對等准入等議題上形成共同標準。關鍵在於，美國決策者不能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走得太遠，即使那樣做在某些時候看起來似乎更容易。
一旦美國明確界定了自身戰略，就必須付諸執行。要把這件事做好，就意味著必須正視一個不斷擴大的鴻溝：國家的戰略雄心與其實際交付能力之間存在落差，要彌合技術與製造領域的這一差距，就必須調整驅動美國資本市場的激勵機制。華爾街機構更青睞軟體投資，因為它們看重軟體可擴展性所承諾的高回報；相比之下，它們對資本密集、利潤率較低的工業生產投入的關注和資金都要少得多。
如果一項戰略寄望於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來為具有戰略意義的硬體製造配置資本，而這隻手卻只追逐下一個軟體「獨角獸」，那麼這樣的戰略注定會失敗。美國政府必須與私部門合作，糾正這種錯位，利用稅收抵免、貸款擔保和風險保險等公共政策工具，使原本吸引力不足的投資對私人資本而言也具備財務可行性。同時，在部署先進設備的同時，也必須大力投資培訓、勞動力流動和工資成長。這不僅關係到美國的競爭力，也關係到美國工人的切身利益。
執行層面的另一半挑戰來自政府官僚體系。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套重程序、輕結果的體制：許可要求可能讓新項目建設拖延長達十年；採購規則扼殺創新型國防初創企業；資金撥付僵局則讓科研機構長期「挨餓」。擁有否決權的人太多，真正被賦予拍板推進權力的人太少。
如果國家治理不能服務於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物質福祉，那麼再高明的治國術也意義有限。一套有針對性、著眼長期的對華競爭戰略，如果能夠把技術—工業主權、通過軍事創新實現威懾、以及民主數字標準置於優先位置，同時避免滑向「逐底競爭」，就將創造優質就業，並大幅提振符合公共利益的投資。它還將使軍事支出服務於防止戰爭，而不是發動戰爭；幫助社會吸收即將到來的技術衝擊；並管控大國競爭帶來的風險。同時，它也將保護美國人的隱私、公民自由和生活方式。在這項議程上，不存在任何一個政黨或派別的目標與之完全無關。
這項工作將以數十年為計，而不是幾年。美國追求的不能只是率先實現下一個突破所帶來的短暫榮光。相反，它必須透過讓資本與戰略對齊、賦權制度果斷行動，並以二戰後時期的緊迫感和數位時代的靈活性推進建設，去爭取並守住這些「制高點」。沙利文認為，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國家工程，而美國人民完全有能力完成它。
總體而言，傑克·沙利文提出的科技持久戰核心在於，美國必須摒棄追求短期獲勝的「短跑思維」，轉而構建一套旨在獲得長期結構性優勢的系統性國家戰略。透過佔據振興科技工業基礎、創新軍事威懾、構建民主數字秩序及維護穩定的對華關係底線這四個「科技高地」，將美國從單純的「創新（ 0-1）發現者」轉型為對生產能力和關鍵投入具有掌控力的「建造（ 1-N）者」。
這項戰略要求在保留民主資本主義體制優勢的同時，透過政府對戰略產業的引導、盟友間的規模化協作以及對敏感技術的精準保護，建立一個比對等競爭對手更具韌性、威懾力，並能切實轉化為美國民眾安全與機會的持久權力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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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榮譽主席，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