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觀點：中華聯合體─在吞併與對抗之外，兩岸還有第三條路嗎？

本文提出「中華聯合體」（Union of China）作為「一國兩制」之外的規範性制度構想。兩岸僵局的深層根源，不只是統獨立場衝突，而是「統一」長期被等同於中央吸納地方、強者收編弱者；只要統一意味著台灣喪失政治主體性，任何和平方案都不可能獲得台灣社會的自由同意。中華聯合體重新定義聯合：兩岸不是中央與地方，而是兩個具完整內部治理權的成員政府，共同創設權限受嚴格限制的聯合政治體，基本公式為「一個國際人格、兩個治理體系、三層權限分工」。它不是短期可實施的政治方案，而是檢驗北京所謂「和平統一」是否願意接受共構、對等與民主追認的制度試金石。

兩岸問題表面上是統獨對立，深層死結是雙方對「統一」的制度理解錯位：北京所說的統一，是台灣最終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中央治理架構；台灣社會拒絕的，則是政治地位降格、民主制度失去最後決定權。因此，真正應當討論的不只是「要不要統一」，而是：什麼樣的聯合具有自由同意、政治平等與制度正當性？什麼樣的聯合其實只是吞併的修辭版本？

北京近年的對台論述雖有語言柔化，權力結構並未改變。二〇二五年十月新華社「鍾台文」文章提出統一後可實行「愛國者治台」；二〇二六年四月習近平會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後，中央台辦發布含國共常態化溝通、金馬「新四通」等十項政策措施。問題在於，這些「尊重」與「保障」的法源仍來自中國中央政府，啟動、解釋與停止均由北京單方決定；它們是中央公布的政策，而非兩岸對等締結的法律協議。只要權利可以由中央單方解釋、變更或撤回，高度自治就不是不可侵犯的憲制界線，而是附條件的政治承諾。

香港經驗尤其加深這項疑慮：《香港基本法》確立高度自治，但其解釋權與權限界線最終仍受中央權力結構制約，二〇二〇年《香港國安法》列入附件三實施，更凸顯中央既是授權者、也是邊界的決定者。任何新方案若不能克服「中央既是契約一方，又掌握最終解釋權」的矛盾，就無法重建制度信任。

鄭麗文於二〇二六年六月在紐約提出參考歐洲整合經驗，主張兩岸先從交流互信與功能性合作逐步形成制度化和平。但歐盟不是可任意移植的名稱，而是一套有特定法律前提的制度。

歐盟是國家間的條約型整合：會員國自願將特定權限授予共同機構，保有各自憲政秩序，並擁有參與修約、共同決策乃至依《歐洲聯盟條約》第五十條退出的權利。北京若接受真正的歐盟模式，就必須承認台灣具有對等締約、共同決策、制度否決及一定退出權利——這些在一中框架下極易被視為「兩個中國」；若刪除這些權利，剩下的便只是由北京設定政治終局的漸進式融合。這正是「歐盟模式」在兩岸語境中的根本矛盾：完整版本難以符合北京的一中前提；經北京前提改造的版本，又失去歐盟最重要的自願性、法治性與水平整合特徵。 （相關報導： 張鈞凱專欄：台灣只有「親美」與「舔美」兩種選擇？ ｜ 更多文章 ）

此外，歐洲整合建立在民主、法治與司法救濟的共同規範上，兩岸在權力來源、言論自由及司法獨立上存在根本差異；歐盟也未預設會員國被另一會員國吸收，北京卻未放棄武力——強制壓力下的同意，不能等同於自由同意。其啟示在於：兩岸需要的不是借來的標籤，而是既不形式化為兩個主權國家、又不把台灣降格為地方政府的特殊聯合制度。

中華聯合體由兩岸成員政府透過《聯合基本法》，共同創設目的與權限均受限制的聯合政治體：對外擁有一個國際人格，對內維持兩套彼此不從屬的憲政與治理體系。

它與「一國兩制」的根本差別在於權力的來源與流向：台灣的自治權不是聯合中央向下授予，而是台灣治理體系原本保留的權限；聯合中央只能行使雙方明文共同授予的列舉權限，未明文授予者均由成員政府各自保留。這種設計借鑑聯邦主義「分立治理與共同治理」的思想，但更強調小成員面對權力不對稱時的反多數保障。

權限分為三層。第一層聯合事務，包括對外代表原則、戰爭與和平、共同海域安全、跨域重大災害與聯合市場基本規則；聯合事務不得採單純人口多數決，而應實行「雙重多數」——除聯合議會總票數過半外，台灣與大陸代表各自也須過半；涉及台灣憲政地位、軍事部署與國際空間者適用更高門檻。第二層成員專屬事務：台灣完整保留憲政制度、民主選舉、司法終審、財政稅制、軍警治安、教育文化與媒體言論，大陸亦保留其內部治理制度；聯合機構不得以國家安全為概括理由單方擴權。第三層協同事務，包括投資、航運、公衛、環境與人員往來，採專項協定、階段實施與定期檢討。

機構上可設聯合委員會、雙院制聯合議會及聯合仲裁法院：下院有限反映人口差異，上院兩岸等額；涉及台灣保留權限的法律須兩院分別通過並取得台灣代表同意。聯合行政首長不宜由單一人口多數直選，可採輪值主席或雙方共同提名、以雙重多數同意的合議制。《聯合基本法》的修正須受嚴格限制：涉及成員地位、台灣保留權限與民主權利者，除聯合議會超級多數外，須兩岸成員政府分別同意並經台灣公投追認；聯合中央不能透過普通立法修改自身權限邊界。

任何聯合方案若在軍事威脅持續下推動，談判就是強制壓力下的接受。因此，聯合體的前置條件不是經貿融合，而是安全環境的去脅迫化。北京必須以具拘束力的安排承諾不以武力改變台灣地位，分階段降低軍事部署、軍演與灰色地帶壓迫；雙方應建立軍演通報、海空意外處理、軍事熱線及可經第三方核驗的信任措施。

台灣則必須保留完整自衛力量：聯合體成立不代表解除武裝，更不允許解放軍單方進駐；雙方軍隊維持各自指揮體系，聯合機構僅處理共同海域安全、救災及經特別同意的任務。任何裁軍或軍事整合，都須以威脅降低、制度互信及民主追認為前提，採分階段、可驗證、違約可暫停的方式。台灣與美日的安全合作亦不能在制度建立前被單方終止——要求台灣先放棄外部連結、再等北京履約，制度從一開始就失去權力均衡。和平必須是聯合體成立的前提，而非成立後由中央決定是否給予的結果。 （相關報導： 張鈞凱專欄：台灣只有「親美」與「舔美」兩種選擇？ ｜ 更多文章 ）

「一個國際人格」不能被理解為台灣併入既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人格，否則聯合體只是名稱改變。較嚴謹的方案是雙方簽署具創設性質的聯合條約，規定既有國際代表權如何轉化為聯合體代表權、台灣原有國際權利如何延續；名稱與對外符號亦應反映共同創設，而非一方繼承、另一方被納入。

必須區分「國際人格」與「功能性國際參與」。即使聯合體以共同人格活動，台灣仍應保有世界貿易組織會員資格或法律效果相同的獨立關稅領域地位——台灣現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參與WTO，正說明國際制度可容納此種功能性資格。在世衛、民航、刑警、體育與科技等組織，台灣也應保有明文化的參與；海外辦事處與領務網絡不能由聯合中央單方裁撤。國際空間必須是《聯合基本法》保障的制度權利，而非中央逐案批准的政治恩賜。

根本性爭議由獨立的聯合仲裁法院處理：法官兩岸等額提名並設中立法官，涉及台灣保留權限的案件，裁判不得由大陸提名法官單獨形成多數。另設高門檻「憲制重議程序」：當基本法遭重大持續違反、經仲裁法院確認且補救無效，成員一方得經國會超級多數及公投，要求重啟全面憲制談判。

第一項反駁：北京不可能接受對等締約、台灣自衛、獨立仲裁與退出機制。這很可能符合現實，但這正是方案的價值——它能區分北京追求的是自願聯合，還是以和平語言完成政治吸納。若北京拒絕任何不可單方撤回的台灣權利，其高度自治仍以中央最終裁量為前提；若拒絕台灣人民自由公投追認，「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便缺乏制度內容。

第二項反駁：香港經驗後台灣很難相信北京。信任不能靠宣傳重建，只能靠北京先採取成本高昂且可驗證的自我約束；制度設計無法替代信任，但能限制權力的任意解釋並提高違約成本。第三項反駁：單一國際人格可能壓縮台灣現有國際地位。正因如此，人格轉換不能先於權利保障；台灣的經貿資格與功能性席位須先寫入基本法並獲重要外部利害關係方確認，否則不應進入不可逆的轉換。第四項反駁：兩岸規模懸殊使形式平等無法抵消實質不對稱。這要求比一般聯邦更強的反多數保障——雙重多數、等額上院、列舉權限、台灣同意條款、獨立司法與高門檻修憲，缺一不可。第五項反駁：台灣否決權可能造成僵局。然而對高度不對稱且缺乏互信的共同體而言，決策效率不能凌駕成員安全；若聯合中央可輕易突破小成員的否決，制度雖有效率，卻不再是對等聯合。

因此，中華聯合體首先是一套正當性標準：任何兩岸聯合若要獲得台灣人民接受，必須同時符合自由同意、政治對等、民主追認、安全去脅迫、權利不可單方撤回及有效司法救濟。

兩岸最危險的困境，不只是軍事壓力升高，更是制度想像的萎縮：北京固守一國兩制與融合發展，民進黨集中於抵抗壓力，國民黨在九二共識與歐盟模式間尋找語言，各方共同受困於吸納或分離的二元結構。中華聯合體試圖提出第三種語言：聯合不必等於消滅差異，共同國際人格不應等於中央吞併地方；政治共同體可以建立在權限上交、雙方共構與持續同意之上。

這項構想離政治現實尚遠，但制度方案的意義更在於揭示各方真正的底線。對北京而言，若和平統一具有誠意，就必須回答：是否願意放棄武力、接受台灣人民自由追認、承認台灣保留權限，並讓聯合機構受獨立司法約束？若連這些條件都不能接受，和平統一就仍只是中央吸納台灣的另一種表述。對台灣而言，也必須思考：在維持現狀、法理分離與長期對抗之外，是否存在既保存主體性、又能降低戰爭風險的制度安排？提出這個問題，是拒絕讓兩岸未來只剩下吞併與戰爭兩種答案。

統一若不是共立，而只是納入，就無法獲得台灣人民相信；和平若不能排除脅迫，也不能稱為真正和平。中華聯合體不是答案的終點，而是問題的重新開始——它把「統一」從民族情感與政治口號，重新帶回權力來源、權限分配、權利保障與自由同意的制度檢驗。

＊作者為彰師大副教授 （相關報導： 張鈞凱專欄：台灣只有「親美」與「舔美」兩種選擇？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