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在憲法法庭的八年，前大法官黃虹霞有許多風光往事。
現年71歲的她，是台灣第一位律師出身的大法官，前年屆滿卸任。她在任內參與多起台灣重大釋憲案，包含宣告《不當黨產條例》合憲，認定國民黨應返還在威權統治時期不當取得的財產。
她也為無數窮盡救濟手段、而提起釋憲聲請的一般人民寫下判決。卸任前，她以《憲法》應保障人民訴訟權為由，使一樁纏訟27年的司法冤錯案，得以提起再審，當事人最終被法院宣告無罪。
但過去十個月，這個曾使她自豪的憲法法庭，卻近乎停擺、失去審理和釋憲的功能。
黃虹霞向BBC中文說，「大法官要獨立於政治，憲法法庭不能運作，就是偏了，沒有盡到保護人民的責任。」
台灣憲法法庭負責審查法律是否違憲，過去曾促成「萬年國會」改選、推動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廢除「父權優先條款」等，深刻影響社會進程。
但自去年10月底，憲法法庭七位大法官任期屆滿卸任後，卻遲遲無法補足缺額。
台灣憲法法庭由15名大法官組成，依據「任期交錯制」，每4年更換半數，任期為8年。
當大法官有缺時，總統有大法官提名權，其提名的大法官人選，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這個制度設計，是透過行政權與立法權的相互制衡，以確保大法官的公正性與獨立性。
但總統賴清德上任後，台灣立法院朝小野大，政治衝突頻繁，其兩度提名的七名大法官人選，分別在去年8月、今年7月，全數由國民黨與民眾黨佔多數的立法院否決。
「無法釋憲」的憲法法庭
台灣並非第一次面臨國會多數陣營與總統黨籍不同，在野黨對於大法官人選意見與總統不一致的情況。
2007年，前總統陳水扁第二個任期時，國民黨為國會多數，民進黨籍的陳水扁提名的八位大法官中，有四位未通過國會同意任命，直到下一任總統馬英九上任後才重新提名、任命。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蘇彥圖向BBC中文表示，「這次狀況比過往更為極端」，大法官人事權被政黨用於政治攻防，不僅對司法獨立性產生挑戰，也直接造成憲法法庭超過十個月「陷入被癱瘓的狀態」。
蘇彥圖解釋，去年底台灣立法院通過的《憲法訴訟法》修正案提高憲法裁判門檻，憲法法庭參與評議的大法官須至少「十人」、並有「九名」以上同意才可宣告違憲，目前憲法法庭仍可持續收受民眾與各機關的釋憲聲請，但僅剩八位大法官在任的憲法法庭，只能初步決定案件「不受理」，無法達到進行實質違憲審查的基本開會人數。
根據司法院《憲法法庭月報》最新統計，2021年至2023年，憲法法庭每年平均作出18起判決；但自2024年十一月至今年七月，釋憲判決或實體裁定數字維持掛零。
憲法法庭設有審查庭，由三位大法官組成，負責初步審查聲請案件，可以決定案件「不受理」，若有三人以上反對，則會進行全體大法官的評議。審查庭任一大法官認為案件應受理，則會將案件送交全體大法官進行評議，以多數決決定是否受理。
人民聲請釋憲比例多過九成
憲法法庭被視為台灣憲政體制的「最後守門員」，負責確保「憲法的最高性」，審查法律或行政命令是否牴觸《憲法》。若判定違憲，相關法條將失效。
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讓法律條文能符合時代變遷，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例如1990年台灣邁向民主化之際，大法官為第一屆多年未被改選的中央民代設下了確切退職期限，促成國會全面改選。
近年更有不少大法官裁定《民法》條文違憲，保障人民平等權的案例，包含廢除「父權優先條款」，使女性有繼承權、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親權「不再以父親意見為主」，以及宣告「禁止同性結婚」違憲，使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前大法官黃虹霞向BBC中文表示，憲法法庭對多數人可能陌生，以為憲法法庭只處理政治紛爭，但其實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民眾，嘗試透過聲請釋憲捍衛自身權益。
「許多人以為，自己跟法院永遠不會有關係，但任何人都可能遭受權利侵害，我們案件其實九成以上都是人民申請案。」
黃虹霞說，其先前透過釋憲救援的冤錯案，在最高法院宣判那日，她也去到現場，當天當事人得知無罪結果，眼眶發紅泛淚，「很多人像他這樣，很苦有冤屈，」透過此案，她也更確信大法官的職責，是實際讓人民能夠獲得權利保障。
「每一個案件都很重要，人民要到憲法法庭來，要先打訴訟、窮盡各種救濟管道，經歷了很長段時間。」
根據司法院2022年起的統計，近三年來，憲法法庭收到的案件，由人民提出聲請的比例超過98%。
釋憲結果遙遙無期
憲法法庭人事卡關，也意味著案件已被受理的聲請者，短期內無法等到釋憲結果。
黃虹霞為2015年由前總統馬英九所提名的大法官，已於2023年卸任，但她任內受理的聲請案，還有六件因為大法官無法開會評議而懸宕，她認為這嚴重損及人民權益，人民往往都是經過多年訴訟程序，最後才會向大法官聲請釋憲。
「大法官的職務是維護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無論如何，都不該停下來。」
值得留意的是，司法院七月時表示，目前有88件已經受理的釋憲案，無法進入實質審理程序。這其中包括未成年子女的收養限制、勞工加班資格認定、言論自由案件，以及近期受到關注的「性暴力追訴時效是否違憲案」。
2024年3月憲法法庭受理的「性暴力追訴時效是否違憲案」，是台灣首次由性暴力倖存者集體向憲法法庭爭取權益救濟的行動，該案有多名兒少性侵害倖存者參與釋憲，其主張2006年以前的性暴力案件追訴期僅有20年，但許多受害者事發時為國小或幼稚園學童，成年後才敢求助，卻因為超過追訴時效而被法律排除，無法對加害人提出告訴。
該案參與釋憲的當事人與婦女團體日前曾舉行記者會，呼籲立委應積極行使同意權，讓大法官有足夠人數開會，其案件能被審理。
權力失衡
不少法學專家都已公開指出，憲法法庭停擺產生的政治效應不容忽視。
蘇彥圖表示，憲法法庭功能包含審理行政跟立法機關間的爭議，其可作為中立第三方的角色，透過解釋憲法、統一法律解釋等職權，化解行政立法在預算、人事同意權、職權行使等方面的衝突，維護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他解釋，台灣現在為分立政府，行政、立法部門由不同政黨掌握控制權，憲政衝突會更為明顯，憲法法庭一但停擺，意味失去一種仲裁機制，可能導致爭議進一步擴大，「對民主憲政是很大的挑戰」。
去年憲法法庭就曾針對立法院通過的「國會改革法案」進行憲法審查，宣判部分條文違憲。
其實，民主國家的運作，行政權也需憲法制衡，防止其濫權。
洪偉勝指出，立法院杯葛大法官人事，導致憲法法庭無法運作，也可能造成行政權擴張，「如果朝野對抗的態勢持續發展，執政黨一樣有可能違憲，其可以不提名人事、不編預算，不副署跟公布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值得留意的還有，這兩次賴清德提名的大法官包含司法院正副院長人選，由於司法院長由大法官出任，前司法院長也在去年十一月屆滿卸任，目前司法院正副院長都仍懸缺，只有代理院長跟副秘書長在職。
洪偉勝指出，代理院長僅是過渡性質，司法院負責司法行政及相關政策，司法院長懸缺對行政量能產生影響，代理者領導權威跟正當性不足之下，也難以推動重大政策。
前司法院長許宗力任內，曾承諾成立北部少年及家事法院，強化少年保護，但該政策爭議高，相關規劃須繼任者有改革決心；另外司法院先前提出的刑事案件妥適量刑法、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法官保留等法案，都因屆期不連續需要重新送審，司法院長空缺使外界對於延續改革或作出新的決策產生疑慮。
突破僵局
黃虹霞認為，現任大法官應積極行使職權，憲法法庭能直接拒絕適用新修的《憲法訴訟法》，讓八名大法官回到舊法不受評議人數門檻限制的情況，繼續受理與評議案件。
黃虹霞主張新修的《憲法訴訟法》有違憲疑慮，大法官評議人數門檻過高，剝奪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訴訟權。
她解釋，憲法法庭的責任是維護民主憲政合理運作，大法官具備一定自主權，法律位階的《憲法訴訟法》若牴觸《憲法》應視為無效，也有權拒絕適用現行法律，持續受理釋憲聲請案。
日前憲法法庭不受理案件的協同意見書，也有三名大法官指出《憲法訴訟法》提高憲法法庭參與評議及作成裁判的最低人數門檻，對憲法法庭得否受理、得否為違憲宣告等審判權核心事項造成嚴重限制。
洪偉勝指出，大法官在憲法審判權的行使範圍與程序規範有一定自主空間，要以現有人數宣告《憲法訴訟法》違憲「有可能」，但「需要大法官的勇氣」，憲法法庭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主要是擔心社會觀感，可能會被質疑不是投票產生的大法官，怎麼可以否定多數民意？」
但他也補充，大法官判定法律違憲，就是否定多數民意所通過的法律，本來就具有對抗多數的內涵。
狀況仍不樂觀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向BBC中文表示，目前大法官近半缺額，部分專家提出憲法法庭可直接宣告《憲法訴訟法》違憲，有危司法威信跟公正，正當性也不足，「憲法法庭不能運作是政治部門惹的禍」，能解決僵局的並非大法官，而是取決總統與立法部門能否對人事案達成共識。
隨著立法院九月新會期開啟，賴清德會否提出新一輪大法官人事，也受到更多關注。
廖元豪指出，先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遭憲法法庭判決部分違憲，在野黨認為偏頗，對大法官人選有更多疑慮；當前台灣立法行政部門彼此高度不信任，也使大法官提名更為困難，賴清德第一次提名的大法官人選，被藍白兩黨認為酬庸意味濃厚，第二次提名人選雖然相對中立，也有雙方都認可的人選，但時值大罷免投票前夕，立法院對立氛圍濃厚，無法理性表決。
「立法院希望總統提名前先商量，人選要協調討論，但目前朝野陣營對話意願不高。」
蘇彥圖指出，總統提名大法官前，有法界組成的專業審查小組先行篩選名單，確保其司法專業、及受到該領域的普遍認可，如果總統要與其他主要政黨分享大法官提名權利，不僅與現制邏輯不同，也可能讓大法官任命更為政治化，「大法官會被貼上總統的人、或是國會的人的標籤。」朝野如何協商妥協，仍有諸多要討論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