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熱議「週休三日」的利弊之時，荷蘭早已成為實踐短時工作的先行者。他們不僅擁有歐盟最短的平均工時，更名列全球最富裕的經濟體之一。然而，這幅看似完美的圖像背後，隱藏著關於性別平等、勞動力短缺的複雜權衡，以及一個或許更重要的指標——荷蘭兒童的幸福感。
當全球的企業家、勞工與政策制定者還在為「週休三日」是否會拖垮經濟、削弱競爭力而爭論不休時，一個西歐國家早已悄然走在這條路上，成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短工時社會實驗場——它就是荷蘭。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莎拉·歐康納（Sarah O'Connor）指出，荷蘭的經驗為這場全球辯論提供了最真實的案例，揭示了減少工時所帶來的巨大優勢與必須面對的社會權衡。
「週休三日」已成日常？一場由女性引領的工時革命
對於許多荷蘭人來說，每週工作四天早已不是新聞，甚至成為常態。荷蘭國際集團（ING）的經濟學家伯特·科林（Bert Colijn）受訪時笑著說：「我每週工作五天，有時候還會因此被人們用異樣的眼光打量！」
實證數據也凸顯了這種文化氛圍。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資料，荷蘭20至64歲的勞動者，其主要工作的平均每週工時僅為32.1小時，是歐盟中最短的。此外，荷蘭擁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中最高的兼職工作比例。許多全職員工也普遍將五天的工作量壓縮在四天內完成，實質上享受著週休三日的生活。
歐康納指出，這場「寧靜革命」始於1980至2000年代。當時，荷蘭社會仍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隨著女性大量投入勞動市場，她們多半從事兼職工作，逐漸形成了所謂的「一個半薪資（one-and-a-half earner）」家庭模式，即男性全職、女性兼職。荷蘭政府當時的稅收與福利制度也鼓勵了這種安排。
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彈性工作的模式被社會普遍接受，男性，特別是家有幼兒的父親，也越來越多地選擇兼職工作，以便擁有專屬的「爸爸日（papa day）」來分擔育兒責任。
工時短=國力衰退？荷蘭模式打破迷思
反對縮短工時者最常提出的論點，是這將對國家經濟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然而，荷蘭的例子卻有力地反駁了這種預測。儘管人均工時極短，荷蘭卻是歐盟人均GDP最高的國家之一，堪稱最富裕的經濟體。這背後的秘密在於「高效率」與「高參與度」。荷蘭勞工的時薪生產力相對較高，更重要的是，其勞動參與率極高。
根據OECD截至2024年底的數據，荷蘭的就業率高達82%，遠超過英國的75%、美國的72%與法國的69%。這意味著，荷蘭社會的勞動力被更廣泛地運用，工作不僅分散在更多人身上，也拉長到整個生命週期——荷蘭人的平均退休年齡也相對較晚。與其說荷蘭人不勤奮，不如說他們選擇了一種將工作更均勻地分佈於全民與人生的模式。
平衡的代價：性別天花板與特定行業的勞力短缺
然而，荷蘭模式並非沒有代價的烏托邦。首先，它並未帶來完全的性別平等。
儘管「爸爸日」越來越普遍，但女性從事兼職的比例仍遠高於男性。在荷蘭，兼職不代表低薪或不穩定，但這種工作型態確實阻礙了女性的職業晉升。OECD在2019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荷蘭在某些性別平等維度上「表現不佳」。例如，女性在管理階層的佔比僅27%，是OECD國家中最低的之一。這層看不見的「兼職天花板」成為女性職涯發展的隱憂。
其次，荷蘭經濟正遭受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尤其在教育等關鍵領域。這甚至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教師短缺導致學校的課時安排變得混亂且難以預測，這反過來讓有小孩的父母更難承諾全職工作，加劇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幸福的取捨：一個超越GDP的社會選擇
歐康納強調，當我們深入思考，會發現這背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選擇題。如果荷蘭所有人都改為每週工作五天，那麼對托兒所、安養機構的需求將會急劇膨脹，因為能在家照顧親人的時間將大幅減少。
經濟學家科林（Bert Colijn）坦言，理論上來說，荷蘭目前的短工時模式確實「限制了自身」的經濟潛力，「但我也不會提倡一個反烏托邦的社會，讓每個人都像韓國人那樣超時工作，只為了追求GDP的成長」。 （相關報導： 台積電為何加碼赴美投資，盧特尼克全說了！「我打電話施壓魏哲家，他們才拿更多錢出來」 ｜ 更多文章 ）
荷蘭的經驗最終指向一個核心結論：一個社會如何安排與分配工作，存在著多種可能性。這無關對錯，而關乎願意做出何種「權衡取捨（trade-offs）」——不僅是在經濟領域內，更是在經濟之外。或許，在這場關於工時的辯論中，有一個最常被忽略、卻也最溫暖的論點：根據多項國際調查，荷蘭的兒童被評為「富裕國家中最快樂的孩子」。這或許是荷蘭模式在經濟數據之外，給勞動者與各國政府帶來的最深刻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