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經常被簡化為「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二元對立：以色列人被視為加害者或防衛者，巴勒斯坦人則被視為恐怖分子或無辜受害者。這種非黑即白的描述容易使用、容易理解，也符合人類天性對簡單敘事的偏好。媒體報導則更傾向於追求清晰而非細膩，將複雜的現實壓縮為單純的是非對錯。然而，實際上，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所面對的處境，遠比這些過度簡化的標籤要更加錯綜複雜。
在以色列，政治局勢的複雜程度令人震驚。自去年10月7日以來，普通公民承受著難以承擔的重擔：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守護家庭與國土，卻由一個不被信任的政府領導。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深陷貪腐審判，為了政治生存而倚賴宗教極端人士，例如伊塔瑪‧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與貝扎萊爾‧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讓他們的議程主導國家政策，同時卻豁免其選民承擔義務役。數以萬計的後備軍人因此不得不獨自背負國防重擔，在極端困境中保護國家，卻感到被政府背叛。
許多以色列人同時恐懼地目睹，國家正逐漸喪失在最親密盟友間的信譽與正當性。這不僅僅是外交問題，也深刻影響全球的以色列人與猶太人——無論是作為旅客、學者或僑民——他們突然要代表一個價值觀受到質疑、領導層備受國際檢視的國家。
若說以色列人陷於失能的政治困境，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則更為嚴峻。他們的領導層分裂於不同派系之間——加薩的哈瑪斯、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以及其他武裝團體——各自宣稱擁有合法性，卻為了權力而互相爭鬥，甚至不惜以暴力對付彼此。這些領導人依靠「解放」與「抵抗」的承諾維持支持，但帶給人民的卻是死亡、毀滅與絕望。對巴勒斯坦人而言，中間道路幾乎不存在；理性溫和的聲音往往被政治上受益於衝突的極端派所壓制。
加薩的人道危機正好凸顯這種不可能的處境。毫無疑問，加薩的巴勒斯坦人正面臨飢餓、流離失所與絕望的嚴酷現實。然而，即便是人道援助這樣看似單純的道德責任，也充滿政治與倫理上的兩難。許多以色列人質疑，為何要幫助由敵對組織統治的人民；另一些人則主張，在所有人質獲釋之前不應提供援助。
另一方面，哈瑪斯卻操弄自己人民的苦難，挪用援助、煽動對以色列的憤怒，並將人道悲劇轉化為政治武器。加薩人民越是受苦，哈瑪斯就越能將全球輿論導向反以色列，同時迫使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受限。矛盾的是，這種痛苦循環反而鞏固了哈瑪斯在加薩的統治地位，使普通巴勒斯坦人陷入即便「援助」也成為衝突一部分的困境。
國際社會的介入則使局勢更加複雜。許多巴勒斯坦人歡迎、甚至渴望即將到來的巴勒斯坦國承認。然而，這種承認雖然在政治上具有象徵意義，卻不必然能帶來更好的未來。若沒有具體的建國措施——包括基礎建設、制度與安全保障——單純的承認無法打破依賴與苦難的循環。
此外，外部力量往往並非以和平為出發點，而是將衝突視為推進自身利益的機會。伊朗透過支持武裝組織，作為其對抗以色列與西方的區域戰略之一；俄羅斯利用混亂轉移對烏克蘭戰爭的注意力，並藉此鞏固其作為中東斡旋者的地位；中國則不失時機地自我定位為「替代性調解者」，批評美國並擴展自身的外交影響力。對這些外部力量而言，以巴雙方的苦難往往不只是人道悲劇，更是地緣政治操作的工具。
這正是衝突的真實複雜性：兩個民族渴望安全與尊嚴，卻被自身領導階層、極端派系，以及外部勢力的剝削所困。以色列人清楚，他們值得比一個由狂熱者與投機者組成的聯合政府更好的領導；巴勒斯坦人也同樣值得擁有能帶來實質進步，而非空洞承諾的領導。雙方都應該擺脫外部勢力將他們的苦難視為籌碼的命運。
然而，即便如此，希望依然存在。以色列人依舊夢想著一個能體現人民堅韌與正直、而非腐敗與極端的政府；巴勒斯坦人也依舊渴望能夠兌現進步承諾，而不是延續失敗循環的領導。雙方都應該在沒有恐懼的環境中生活，讓下一代不再承受無盡衝突的重擔，而能夠擁抱和平的可能性。要實現這個未來，需要普通人民展現勇氣與誠信，即使他們的領導人未必如此。恐懼與簡化現實的誘惑固然強大，但過度簡化的敘事或快速解方往往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甚至可能加劇緊張局勢。唯有誠實面對複雜性、作出明智選擇，並要求領導層承擔責任，才能真正邁向安全、有尊嚴與和平的未來。
＊作者是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莫少白博士（Dr. Mor Sobol），教授國際政治、國際法以及恐怖主義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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