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代第一個五年期間大體上有一種樂觀意識。在亞洲金融危機於泰國爆發前一個月的一九九七年七月，時任新加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陳慶炎（Tony Tan），在「亞洲太平洋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第一屆大會召開時發表的以下演說，頗能說明當時的情境：
「人們常說二十一世紀是亞太世紀……亞太各國的經濟在這段期間都有迅速成長。根據預測，到二○一○年，單是東亞就佔有全球生產成長的三分之一。預期東亞各國產值將佔有全球新購買力與進口需求的百分之四十。亞太地區在經濟成長上將超越世界其他地區。遠景光明……」
陳慶炎這篇演說的關鍵訊息是，「除非享有和平與安定，國家不能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一個月以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迅速將（經濟）奇蹟轉為泡影，或套用（危機爆發期間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說法，將「亞洲老虎變成亞洲小貓」，迫使有關當局對區域政治與安全環境，甚至對東協本身進行重估。在這以前，「繁榮與安定攜手並進」始終是人們心目中的金科玉律。保羅．迪布（Paul Dibb）、大衛．海爾（David Hale）與彼得．普林斯（Peter Prince）形容這場危機是「後冷戰時代國際秩序的指標事件」，並且進一步指出，「自一九三○年代以來，全世界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大規模的一場經濟動亂」。有鑒於一九九○年代經濟在國際政治中扮演的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度是世人心目中創造東亞經濟奇蹟要件的「以國家為核心的東亞經濟模式」，現在成為這場危機的導因，東協的信譽與地位也因此受到重創。
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以前，大多數人會同意大衛．迪能（David B.H. Denoon）與艾芙蘭．考伯特（Evelyn Colbert）的看法，認為「隨著一九九七年與它的第三十周年將屆，東南亞國家協會似乎完全有理由可以大肆慶祝……」但儘管在那年的七到八月，仍有人認為可以堵住剛爆發的金融危機，這種喜悅很快化為憂愁。一九九七年八月四日，新加坡外交事務與法部部長賈亞庫馬（Jayakumar）教授在東協圓桌會議發表主題演說時，甚至說，「今天，東協已經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況下取得成功。東協各國都有迅速的經濟成長。東協成為區域合作最佳模範，是開發中國家最成功的類似組織。」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技術性原因，本文無須贅述。根據事後觀察達成的共識，這場危機是過多的短期外資，與受害國的不當金融監管等因素加總在一起造成的結果。用桑賈維魯（S.M.Thangavelu）與楊義偉（Yong Yik Wei，譯音）的說法，造成這場危機的主因是「宏觀經濟與體制性軟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