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台北汐止，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和七個姐妹。我在出生四個多月被送往陳姓人家中做養女。七歲那年，我進入公學校，每天用布巾包著書本，打著赤腳，走很長一段路上學，因為家貧，也因為學習成績不佳，才念二年，我就輟學在家幫忙做事。 1944年，我十九歲，在南港一家草繩工廠裡做女工，用手工揉草繩，收入雖低，總還是可以貼補家用。
有一天，一位日本人到工廠找老闆，說要招募女子到菲律賓做看護助手。隔天，他就帶著一張文件，到我家告訴我的養父，因為我未滿二十歲，出國需要戶長的同意書，但養父不同意我出國。日本人不死心，連續跑了三趟，一定要養父同意我出國，養父推辭說，這女兒沒學過護理，根本不知道怎麼當護士。日本人很快說，工作很簡單，只是協助綁綁繃帶。日本人還反覆強調，很多護士都不怕死地前往戰地，我們也應該為國家、為軍人做些事。養父不得已，幾乎是在半強迫的情況下，蓋了印章。我在基隆上船，和我同行的一共二十多人。到了菲律賓，碼頭邊負責點名的口譯是台灣人，日本人都叫他Hidaka，他用閩南語問我，「怎麼也來這裡啊？」我回答他，「我是來做看護婦。」男子告訴我，「不是看護婦，是慰安婦！」，這個時候，我還不懂慰安婦是什麼。到了軍營，帶我們來的日本人夫婦告訴我們，我們的工作是接待日本兵，我們一聽都放聲大哭，然而，茫茫大海，逃都逃不掉，只得屈服順從。在這裡的工作時段是從早上九點至中午十二點，用餐後，再繼續到晚上十點，對象都是日本兵，附近還有另一處由日本婦女和朝鮮婦女從業的慰安所，則是以日本軍官為主。
1945年，正是戰事最激烈的時刻，美軍跳島戰術展開強烈反擊，菲律賓成為美軍攻擊火力最旺盛的地區，日本遂要求宿霧的所有部隊帶著「慰安婦」一起撤退，往山中逃難。女孩們的倉皇可想而知。在慰安所住在我隔壁的Mitue剪下了一束頭髮和指甲，裝在鐵盒裡，對隊友說，萬一不幸喪命，不相信日本兵肯好好的安葬她，她不要在海外淪落為孤魂野鬼，請隊友一定要把這個鐵盒交給她認識的人，帶回台灣，讓她的魂魄得以返回故鄉。
Mitue在逃難過程中遇難過世，當日本兵捧著鐵盒問誰認識她的時候，我默默地接下盒子，帶在身邊，一直帶回台灣。漫長的逃亡途中，不少兵卒和「慰安婦」死去，倖存者就學習相互憐惜與照顧。悲慘的日子一直到日軍出面宣佈投降時才結束，出發前二十多名慰安婦，經過這樣的折騰，最後只剩下我和另一名女子二人生還。 投降後，我和其他人一起待在美軍集中營裡，等船期返台。很意外地，竟然在集中營裡和Hidaka重逢，兩人見面不約而同地問對方，「你還活著，沒死啊！」那時的感覺真有如夢幻一般。我們很珍惜戰後相聚的日子，集中營裡一名美國婦人看我們情投意合，想充當媒人，促成我們的姻緣。
1945年底，我們一起搭船回台灣，我回到社后老家，告訴家人我在海外的遭遇，和家人相擁痛哭。 回台後兩年，我和大我十三歲的Hidaka結婚，搬到淡水租屋居住。因為不知道Mitue家住哪裡，因此裝著她頭髮和指甲的鐵盒，我便擺進廟裡，祈禱她的靈魂得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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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