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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17最具爭議的改變，是讓資產和負債同樣按照市場估價。然而，儘管新標準會給保單發行者帶來難題，卻更能反映資產品質，加上高齡化讓延長工作年限成為常態，更應提高勞動力運用率，加強個人獨立訓練。

近來香港自治問題沸沸揚揚，這其中還加入了美中政治角力，使問題越發複雜。香港的變化所代表的象徵意義都極為重大，或許最後可能會繼續扮演它一直以來的角色，但能在這之中取得多大優勢，就取決於它的金融能力有多強。

台灣如果想在這波香港移民浪潮中吸引到人才，就得幫助願意來台的人找到在台生活的方法。台灣必須用國際競爭的層次，來思考如何招募外籍人才，更不能放過中國目前把疫情政治化，造成人才出逃的天賜良機。

阿茲海默和失智症患者需仰賴無微不至的照護，而且存活期很長，對家人與社會帶來高度的財務壓力，隨著國民預期生命的不斷延長，快速增加的失智患者對長照政策帶來極大的挑戰，金管會力推的「信託2.0」平台可能是個解方。

1.9兆美元的《美國救援方案法》（AmericanRescuePlan）與3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法案，都使美國順利從疫情後能迅速反彈，避開了其他國家央行升息所面臨的悲劇，但未來財政挑戰仍不小。

眾所周知，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西方國家祭出了史上最強的經濟制裁，並且讓俄羅斯的國內經濟措手不及。這個決策來自一個很緊密的決策圈，直到最後一刻都滴水不漏。它成功地給大家一個驚喜，也成功迫使俄羅斯的經濟體系轉向中國，因而付出巨大的代價，然而這些代價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疫情爆發後，烏克蘭大力擁抱加密貨幣，如今已是全球加密貨幣使用率第4高的國家，甚至在俄烏戰爭開打前夕通過新法，允許銀行開立加密貨幣帳戶。

疫情尚未停歇，美中金融戰卻已開打。若中國無法明確訂出港版《國安法》適用範圍，其金融業將難以與世界接軌。滙豐事件反映香港業務以及整個中國國際股市所面臨的挑戰，唯有開放金融業，才能向世界證明中國真正「釋出善意」。

壓垮恆大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是中國政府自己。而恆大危機的背後，其實有許多盤根錯節的問題，未來，抵押貸款的融資會變得更加普及，更多系統性問題也會隨之而來。

地區性銀行的命運，是一個國家整體經濟、人口結構、既有銀行轉型狀況的縮影。對台灣、南韓、中國這些高齡化國家來說，最重要的長期重點，是如何在社會高齡化的過程中確保能源自給，防止全球能源市場影響貨幣估值。

美元已經走弱，但是一時三刻，還沒有看到任何替代品。而美國的國際地位也應該還會持續一陣子，但其結構性弱點已在疫情中擴大，如基礎建設與政府採購項目，以及高等教育、醫療保險等成本病問題均急需解決，或許能繼續穩固其世界龍頭的競爭力。

目前越來越難相信武漢肺炎留下的衝擊將快速消退。短期衝擊可能會翻轉，也可能會化為長期衝擊。貨幣、供應鏈、公共衛生系統將決定經濟呈現V型反轉，在快速下跌之後快速回升；還是像U型反轉那樣拖很久才能恢復正常。

中國雖然不斷高呼「人民幣國際化」，但其實缺乏野心。中國一直不信任國際資本流動，而且政府最近針對企業盡職調查公司的行動，也會使外資更不願意進入。此外，其地方政府財政很不穩定，很難抵禦金融衝擊。

疫情肆虐，目前很難判斷將如何影響長期經濟，但在群體免疫和疫苗出現之前，維持國家不要垮掉的能力，顯然能帶來巨大的短期經濟優勢，甚至可能演變成長期優勢。亞洲國家已經證明，某些方法的確可以控制疫情，而這套方法全球都該學習。

台灣目前的首要之務，就是讓大環境越來越有利於創新，假設你有100萬美元，你會用這筆錢資助一種剛起步的新興商業模式，還是買一間房子？

亞洲是一個瞬息萬變的地區。美國想要用亞洲政策保障美國利益，就必須把政策訂得夠有意義，不能只是繞過國會而已。

今年金融業最重要的改變大概就是在家工作（Work-from-Home）了，WFH可能會改變許多與工作相關的問題，長期甚至可能影響基礎建設與房地產這類地理因子。但在那之前，還是得先確定哪些業務真的可以在家做。

台灣可以先從放寬商業模式管制，加速不同行業合作的方向開始努力，除了可以拯救銀行業，更能持續提高整體競爭力，新興的純網銀就是個不錯的開始。

兩黨的意識型態對壘，有時是因為社群媒體所引發的各種文化衝突，社群工具對政治的影響力有好也有壞。

中介機構不可能維持中立，也許中國過於忽略個別證券層面的治理問題，但其他國家也得認真考慮那些在金融科技變革中出現的新興中介機構會如何影響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