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他人、健康生活、不以貌取人、誠實、值得信賴、相信自己、是非分明、竭盡所能、待人忠誠、永不言棄」最近，迪士尼發佈了 10 條「新時代公主準則」。如上所述，它們看起來更像是五好公民準則，又或者是童子軍軍規，反正一點也不公主。
「公主」這個字眼如今並不完全是褒義，起碼在很多時候它和「病」字連在一起用來指責一個人刻意表現得嬌生慣養，而且有天然嬌貴的幻覺。不過迪士尼寫這 10 條並非是開玩笑的。回顧早期的迪士尼公主形象，我們會覺得那樣的女性形象有些過時：溫柔善良、動物語十級、做足一切戲份只為等待王子垂青，然後一起走向幸福美滿的大結局——這樣一個被動而且馴順的形象，自然與現代的女性消費者隔開了相當遠的距離。
迪士尼向來是美國保守價值觀的最佳代表，同樣是公主，差不多生於同一時期的神力女超人卻女權主義意味強烈。這位亞馬遜公主在今年 10 月 21 日被聯合國任命為女權大使，DC 公司還確認了她的雙性戀取向。
刻板的迪士尼公主顯然更像是一個迎合大眾口味做出的文化產品。套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話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塑造成的。」但這一切也在慢慢變化。
語言學家 Carmen Fought 和 Karen Eisenhauer 曾統計過迪士尼公主電影內的臺詞數量和內容：發現早期公主們收到的讚美中，55% 是關於她們的外表，只有 11% 關於能力和成就。但之後的時間裡，提及外表的讚美在變少。這一點也同樣體現在 10 條準則上：它們沒有一條提及外表。
就連公主身邊的「道具們」，王子的角色地位也在發生巨大的轉變：從一個來去匆匆面目模糊的角色逐漸增加戲份，到了《冰雪奇緣》裡，甚至成了反派。
不過迪士尼終歸是迪士尼，儘管公主在這幾十年當中的形象精神都在發生明顯變化，但她們總是要慢潮流一步。我們總結了這些變化軌跡，你在下面會瞭解到迪士尼和別家公主的差異從何而來，而女權思想又如何影響了這個大公司對女性角色的設定。
間隔4年推出的白雪公主和神力女超人，為什麼差別那麼大
2000 年，由迪士尼消費品部主席 Andy Mooney 將迪士尼動畫電影中最受歡迎的公主集結在一起，推出迪士尼公主這個對外宣傳的人物組合概念。
早期的 3 位公主分別來自《白雪公主》（1937）、《灰姑娘》（1950）和《睡美人》（1959）。她們人畜無害，像早期 007 電影的龐德女郎、法櫃奇兵女主們、或是星際大戰莉亞公主一樣，只是作為尖叫的花瓶存在。平時和動物們聊聊天唱唱歌，危難時等待被救，婚齡一到（或沒到）時就能獲得王子青睞、結婚，除此之外無他。
而且，在此之前的超人（1938）、蝙蝠俠（1939）、綠光戰警（1940）之類的硬漢漫畫大多充斥著暴力角色和情節，並且不少角色們都有疑似法西斯主義的刻畫。這引發了 1940 年代的反漫畫運動。
神力女超人的創作者 William Moulton Marston 於是肩負著平息反漫危機的重任，被 DC 漫畫出版社前身聘為顧問，創作了第一個女英雄的角色。用他原話說，神力女超人是一個「用來推廣未來應該統治世界的新女性形象的心理戰術」。
而《白雪公主》推出時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處在惶惑之中的美國人民正需要這樣一個童話慰藉。就連當時受歡迎的愛情喜劇類電影，都得為了迎合社會大眾通過娛樂暫時擺脫日常貧苦生活的心理，將主人公設定為中產階層或出身富豪家庭。
二戰結束之後推出的《灰姑娘》也可以說造得正及時。仙杜瑞拉公主再一次證明了公主牌戰後創傷安慰劑的效用。不久之後，大家沉浸在二戰後「豐裕社會」的繁榮景象中時，物質享樂帶來的保守主義思潮讓女性們又重新回歸家庭，承擔起「郊區家庭婦女角色」。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二戰後出現於美國社會的「嬰兒潮」。
不過歷史似乎證明，這些完美但無聊的公主只對創傷時期下的觀眾有療愈作用。 1959 年推出的《睡美人》，跟之前拯救迪士尼於破產厄運的灰姑娘相比，反響算是非常一般。
迪士尼用上非白人公主，比起好萊塢將黑人提升到與白人同等地位，多花了 20 多年。
迪士尼公主們沉寂了整整 30 年。這段時間，正是西方女權主義第二波浪潮和黑人平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
直到 1989 年，復興時期的第一個公主，才重回公眾視野。
在復興時代，迪士尼的女性地位的感知和傳達都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女主角開始反抗父權與社會期待了。
這一點，從公主身邊的配角也能看出來。早期臉譜化的王子，不管是什麼形態，只要負責扮演一個臉好、多金、迷人的角色就好了。他們來去匆匆，戲份不多，被視作公主純潔美好的終極賞賜，幸福生活的來源。
這一時期，王子在電影中的戲份逐漸變多，單薄形象也開始變得豐滿。王子開始作為真實的人存在，而不只是一團高大帥氣的影子。《美女與野獸》（1991）中的野獸王子亞當應該是諸多王子形象中最有突破性的角色，這個受到詛咒的王子，還承擔著被女主拯救的戲份。
在《小美人魚》中，人魚 Ariel 不像她的前輩們只會消極等待愛情降臨，是一個魯莽又主動尋求愛情的角色。紐約時報形容 Ariel 是一個「勇敢的冒失鬼」（spunky daredevil）。
另外，迪士尼第一位有色公主的出現，比起幾十年前好萊塢就對有色人種的放開，實在顯得滯後很多。1968 年《星際爭霸戰》中，黑人女星 Nichelle Nichols 扮演的 Uhura 一角，地位幾乎與白人男性同等重要，而且她和影片中的 Kirk 貢獻了美國電視上第一個跨種族之吻。
這對當時進行到一半的黑人民權運動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刺激。這意味著整個好萊塢電影，原本圍繞白人男星的話語體系開始動搖，少數族裔開始逐漸突破家庭主婦、小混混、某個無腦穿著俗媚的閨蜜這類角色。
Nichols 在接受 NPR 採訪時，說當時僅 9 歲的 Whoopi Goldberg（艾美獎、格萊美、奧斯卡獲得者）在打開電視看到《星際爭霸戰》時，在屋子裡邊跑邊叫著：「快來快來，電視上有個黑人女性，而且她不是一個女僕。」
而在這之後的 20 多年，迪士尼才開始用上非白人女主。第一位非白人公主，《阿拉丁》中的茉莉出現於 1992 年。她反抗父王的指婚，離家出走，愛上窮小子阿拉丁，與「老派公主」們單一的愛情線不同，《阿拉丁》開始討論更飽滿的愛情與婚姻。只是，在不少人眼中，茉莉公主在離家出走之後暴露了貌美人傻的硬傷。
這個問題分別被貝兒公主和花木蘭這兩個公主解決了。值得一提的是，這兩部相對來說在女性主義道路上走得挺遠的電影都出自女性編劇之手。
《美女與野獸》的編劇 Linda Woolverton 參照了小婦人 Katharine Hepburn 的性格，將貝兒公主設計成一個女權主義模範。Woolverton 在 1992 年接受 LA 時報採訪時說：「她們都是堅強、活躍愛讀書的女性。」《花木蘭》的編劇啟用了美籍華裔 Rita Hsiao，這部作品還贏得了動畫領域最高榮譽安妮獎的最佳編劇。
新公主們的自我意識越來越多元，開始問「我是誰？」「我要追尋什麼」這樣的問題。這意味著公主電影成為了泛性別的作品，因為這樣的困惑，男女都一樣。
復興時期的公主，早已經不是一個包袱，擁有拯救他人的能力，而這個時期的公主更有了一種特殊的力量。儘管《冰雪奇緣》因為太受歡迎，Elsa 和 Anna 兩位公主被單獨拎出來自成一派，但 Elsa 顯然能作為迪士尼公主中最好的女權代表放在這裡談。
在 Elsa 這個角色成型之前，她其實是被塑造成一個典型的反派形象，一個臉譜化的冷酷巫女。在《Let It Go》的主題曲出來後，製作團隊才修改了人設，使 Elsa 變成一個一開始內心矛盾且遭到誤解、之後追尋真實自我的強大女性。
這部片中的王子還顛覆了一貫出現的形象，成了個反派。而且，王子甚至已經不構成公主的標配了。不久之前，社交媒體上不斷出現 #GiveElsaAGirlFriend 這樣的話題（美國隊長的粉絲們也曾經呼喚過#GiveCaptainAmericaABoyfriend）。就連 Elsa 的配音演員 Idina Menzel 都在下面給出了回應。
在這個階段，開始被挖掘內心無力感與複雜心理的公主，顯然更能作為一個人的形象受到歡迎。最近幾年曾經特別流行過一陣白雪公主吸白粉以及爆粗口的表情包，非要把這個看起來毫無黑點的公主打造成叛逆黑少女。對白雪公主的解構，除了戲謔之外，可能意味著大家對這種父權話語體系下完美呈現的公主感到不真實。
另外，從我們現在對那些「攻氣十足」的女星的熱捧看來，真正受到歡迎的，是那些既保留著 tomboy 特點，努力和男人並駕齊驅，但同時又保留「女性特質」，對直男有吸引力的女性。她們難得地既先鋒，又有其落後性，保持形象的圓滑。黑化的白雪公主似乎符合這一點：既有粗鄙的一面，但其女性特質的美又能讓人將這種「瑕疵」化為某種獨特氣質。不管出於什麼心理，我們更願意看到一個有點酷的有故事的正常的女性。
新時期的公主故事與以往的迪士尼電影告訴觀眾的不一樣了：從「如何坐等真愛上門」，變為公主們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對真實自我的追尋：我是誰？我的夢想是什麼？我該如何實現？到了這個階段，其實迪士尼的公主電影已經不再是某種性別電影了，它成為了泛性別的作品，因為這樣的困惑，男女都一樣。
電影中的女權主義如何越演越烈
包括《冰雪奇緣》和《勇敢傳說》在內的最近幾部公主片，除了社會思潮進步，也跟掌舵的人都是女性相關。《勇敢傳說》的編劇 Brenda Chapman 在電影裡加入個人訴求，說她想要打破對女性的刻板印象。
《瘋狂麥斯：憤怒道》真正的英雄不是肌肉男而是 Charlize Theron 扮演的鐵血復仇者——芙莉歐莎女王。她教化被暴徒奴役的妻子們，還有一干騎摩托的老太太支持。不光是製作團隊，好萊塢明星們都加入這個熱潮裡，跳出來聲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女星吉娜·大衛斯（Geena Davis）多年來不斷向行業領袖請願，動用明星力量以及大量的資料來爭取業內性別平等。2013 年，她對於好萊塢的電影角色及幕後人員做了一項研究。資料顯示，好萊塢的家庭題材電影中，僅有 28.3% 為女性角色。
事實上，她還促成了皮克斯拍攝《腦筋急轉彎》這部不做公主夢的電影。這是皮克斯繼《勇敢傳說》之後的第二部女性題材作品。除了這種人為的推動，根本原因可能還在於製作方發現性別、種族或是性取向的平衡能帶來經濟好處（至少沒什麼壞處）。
好萊塢的話語權之所以一度被白人男星控制，是因為製作方總是將白人當成最主要的目標人群。好萊塢龐大的製作成本之下，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將電影拍攝得先鋒一些，他們也能賺錢的話，他們是不願意做出什麼大的變動的。這一點，在迪士尼尤為明顯，比拍攝電影耗時更長的動畫製作，顯然要走更穩妥的路——這恰好也說明了為什麼迪士尼在女權這條路上，總是慢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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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刻，原本被視為小眾人群的有色人種、同性戀等，變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好萊塢影視製作公司也得考慮到他們的感受，才好將票賣給他們。於是，《Ms.》和 Jezebel 這樣，討論性、性別以及流行文化的團體或平臺，開始對電影公司的選擇產生了影響。比如 Girl-Wonder.org 就促成了華納兄弟兩次選用女性導演拍攝《神力女超人》。
只是在政治正確越演越烈的情況下，好萊塢的女權主義已經變得有些虛偽。
不少電影的做法只是往情節裡硬塞一個會打鬥的女性，而且這個女性對其他男性嗤之以鼻。可笑的是，這種只能取悅偽女權主義者的做法漸漸發展成為一個套路。
如此敷衍的模式還造成了不少人對女權主義的錯覺和誤解，以至於有人開始試圖將「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這兩個根本只是翻譯原因造成不同的詞區分開來：女性主義溫和，女權主義激進。而他們所謂的激進女權主義，很多時候只是那種不滿自己現狀而跳腳的投機者，雙手贊成一切女權話題。
就連被評上榮譽大使的神力女超人都被認為是一場女權主義的失敗。漫畫歷史學家 Tim Hanley 在「Wonder Woman Unbound」 這本書中說：「神力女超人的創造者 Marston 希望向他的讀者們傳播女性優越感。Marston 不認為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認為女性遠比男性更能帶來一個公正和平的社會，尤其是在二戰時期。」神力女超人強調的是女性高於男性的優越感，依舊還是活在一方奴役另一方的男性話語體系。
另外，女星們紛紛自稱為女性主義者，也被詬病為只是追趕政治正確的潮流。
女權先鋒學者 Andi Zeisler 認為，自稱女權主義者的風潮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女星們只是在拿起一個女性主義者的好看標籤（Branded Feminism）往自己身上貼。Zeisler 說：「推動社會運動已經成為了一種趨勢。就像十年前那樣，環境保護在好萊塢一度是個熱潮。」
這樣的政治正確熱潮背後，其實是明星們在向外界發出的美德信號：我不只是一個名人，我在感知這個世界，我在關心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