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4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歡迎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時,特別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美合作,以及美國志願飛行員組成飛虎隊、協助中國抗日的歷史。習近平隨後在同一場歡迎儀式的致詞中,也回顧中美兩國人民並肩抗擊法西斯侵略的經歷。這段外交場合中的歷史追憶,看似尋常,卻引出一個值得釐清的問題:當年與美國共同對日作戰的中國,究竟是由哪一個政府代表?
答案可以從當年的外交文件找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代表中國參與同盟國作戰、外交協商及戰後國際秩序規劃的,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改變了美國對中國政府代表權的承認。然而,後來發生的政治變化,是否也足以重新界定二戰時期的政府身分?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區分國家、政府與外交承認三個不同概念。
文件上簽字的是誰
1942年1月1日,美國、英國、蘇聯及中國率先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其餘22國於翌日簽署,共有26個原始簽署國。各國承諾運用軍事與經濟資源對抗軸心國,並不得與敵國單獨媾和。這份宣言的正式文件明確記載,代表中國簽署的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簽署人為外交部長宋子文。中國作為同盟國的身分,以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當時代表中國簽署國際文件的事實,均有明確的外交紀錄可以查證。
1943年1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兼任國民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舉行開羅會議,討論對日作戰及戰後安排。同年12月1日公布的《開羅宣言》,在涉及中國領土的條文中明確使用「Republic of China」一詞。本文引用《開羅宣言》,目的在於確認1943年代表中國參與同盟國外交活動的政府身分,而非藉此判定戰後領土安排的法律效力。兩者屬於不同問題,不宜混為一談。
參戰不等於代表政府
討論二戰時期的中美盟友關係,也不能忽略中國境內不同抗日武裝力量的歷史角色。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逐步形成之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另有部隊改編為新四軍。在國共合作架構下,這些部隊取得國民革命軍的正式番號,名義上納入國民政府軍事體系,但中共仍維持對所屬部隊的政治領導及相當程度的實際指揮權。這些部隊確實參與抗日作戰,其歷史貢獻應依據相關史料加以認識。然而,軍事參戰與代表中國政府參與國際外交,畢竟是兩個不同問題。承認中共武裝的抗戰經歷,並不需要否定中華民國政府當年的國際代表身分。
國家延續,不等於身分替換
真正需要釐清的是1949年以後的政治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兩岸形成分治局面,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並繼續以中華民國名義運作。北京方面主張,中國作為國際法上的國家持續存在,1949年發生的是代表中國的政府更替,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繼中國的國際代表地位及相關歷史。這項論述涉及國家延續與政府承繼的區別。然而,即使接受國家具有延續性,並認為新政府得以代表該國行使既有國際權利、履行相關義務,也不能因此改變歷史事件發生時,實際代表該國的政府身分。國家歷史的承繼與具體歷史事件的參與者,並不是同一回事。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將蔣介石的代表逐出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決議原文雖使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的措辭,但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代表中國參與創立及行使會員國權利的,實際上是中華民國政府。因此,從歷史與制度變化觀察,1971年發生的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由中華民國政府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行使,而非重新認定1945年參與創立聯合國的政府身分。至於該決議與臺灣國際地位之間的關係,則屬另一項法律與外交爭議,不能直接與二戰歷史身分混為一談。
1979年改變的是承認,不是歷史
1978年12月15日(北京時間16日),美中雙方公布建交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終止與中華民國的正式外交關係。美國在建交公報中表示,認知中國方面關於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並維持與臺灣人民的文化、商業及其他非官方關係。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轉變,但外交承認所處理的是政府代表權與雙邊關係,並不是重新認定過去國際外交活動的參與者。
從美國的戰略立場觀察,外交承認、臺灣主權問題與安全承諾,並非採取相同的政策安排。美國在政府承認上具有明確對象,但對北京關於臺灣主權的主張,採取的是認知其立場的外交措辭,而非將其全盤納入美國自身的主權認定。這也是理解美國「一個中國政策」與北京「一個中國原則」差異時,不可忽略的區別。另一方面,美國透過《臺灣關係法》維持對臺非官方關係,提供防衛性武器,並維持抵抗武力及其他脅迫的能力;至於臺海發生武裝衝突時是否直接軍事介入,則長期未作無條件承諾。這反映美國在不同政策層次上,可以同時具有外交承認的清晰性與軍事介入承諾的戰略模糊。不能因美國承認北京政府,就推論其已接受北京對臺灣的全部主張,更不能據此重新解釋二戰時期的歷史身分。
峰會只說了「中國」,沒說是哪個政府
回到2026年9月的中美峰會,兩位元首在歡迎儀式中共同回顧二戰期間的中美合作,卻未在公開致詞中重新認定當年的中國政府身分,也未宣布因此改變美國對臺政策。至於雙方是否賦予這段歷史其他政治意涵,仍須以具體政策或正式文件加以判斷,不能僅憑外交場合的歷史表述作出推論。
當代政府以國家名義紀念戰爭歷史,並不罕見,同一國家的歷史也經常由不同時期的政府加以敘述。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今日以中國代表的身分追憶二戰歷史,與中華民國政府當年代表中國參與同盟國作戰,並非必然相互排斥。問題在於,不能因為當代外交代表權已經改變,就將當年的政府身分一併替換。
對中華民國而言,二戰歷史不只是紀念抗戰勝利,更涉及國家參與國際秩序建立的實際紀錄。從1942年《聯合國家宣言》、1943年開羅會議,到1945年聯合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均曾以中國代表的身分參與相關外交活動。這些史實不應因今日兩岸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到忽略。同樣地,維護這段歷史,也不必否認1949年以後國際政治及外交承認所發生的變化。
2026年中美峰會期間,兩國元首在公開致詞中以「中國」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盟友關係,並未進一步指明當年代表中國的政府。然而,1942年《聯合國家宣言》與1943年《開羅宣言》留下的外交紀錄,已清楚記載中華民國政府當時的代表身分。國家可以延續,政府可以更替,國際代表權也可能隨政治局勢改變,但國家歷史的承繼與具體歷史事件的參與身分,並不是同一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今日獲得美國外交承認,不影響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曾代表中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事實。外交承認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由誰代表,卻不能改變一段歷史由誰經歷。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川習會談的「工合」是什麼?美軍陸戰隊卡爾森准將的真實與虛幻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安全與戰略研究人員













































